论公共领域中的能力本位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是权力至上的领域,是从属于权力本位文化类型的。近代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上升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能力本位的文化。而社会中能力本位的文化主流与公共领域中的权力本位文化是矛盾的,以致于在公共领域中出现了权力的畸形化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行政与社会的对立。重建公共领域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公共领域归流于社会的能力本位文化体系,而服务行政模式的建立又是公共领域中扬弃权力本位文化而代之以能力本位文化的基本途径。     

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科学的要义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决定了科学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是从认识论框架中成长起来的,或者说,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为科学提供了分析性思维方式.康德是认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在康德的同时代,还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康德“批判哲学”的观念学.这种观念学包含着或者说试图建构起一种相似性思维,其中,也包含着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方法论体系的可能性.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观念学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建立在相似性思维基础上的方法论体系没有成长起来.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认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通过相似性思维的建构去确立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的方法论体系.     

论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现在,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次历史转型是以全球化运动开辟道路的,全球化对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全球性社会结构,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中心地带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控制、支配和奴役.同样,在一国内部,这种结构也带来了不平等和非正义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解构,人类关于平等、正义的理想才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希望,从而为人类合作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论组织的环境依赖及其新“版本”

在近代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经由组织而去加以开展的局面,组织成了社会的细胞.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普遍性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出现了组织的环境依赖问题.组织的环境依赖会导致组织的环境管理要求,或者说,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竞争体制中,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都腐蚀了组织存续与发展的整体环境,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使组织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已经使组织陷于一种环境管理不再可能的境地.或者说,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取得成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需要把环境管理的冲动转化为对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建构上来,自觉地建构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同时也是组织自身的变革,即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也存在着环境依赖的问题,但它却不会产生强烈的环境管理冲动,而是通过自身的开放性去应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论任务型组织的解散

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当任务完成的时候,它就必须进入解散进程。与私人部门中的组织解体以及公共部门中常见的机构撤并不同,任务型组织的解散是一个积极的自觉的过程,必须处理好资源、权力、人员的安置问题,还应对任务完成的过程和结果作出全面的总结。     

历史转型条件下的任务型组织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大量非常规任务的出现,任务型组织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时,也提出了其规范化管理的问题。本文对任务型组织的研究正是要对其加以理性的提升,把其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上来。     

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公正

公正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开始探索公正及其实现的途径。其实,最需要公正的领域是公共行政的领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价值基础就是公正,即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公正。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他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做到公正不仅是公共行政运行的客观需要,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健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自身的发展来说,他的公正定位是他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根本途径。     

论任务型组织环境的变动性特征

在任务型组织运营过程中,其运营的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变化非常频繁,任务本身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适应环境和任务的变化,组织的应变能力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获得成功,就必须研究任务型组织如何应对环境、如何实现与环境之间良性互动等问题。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     

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合作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实,开放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合作的社会,而且,社会的开放性首先表现为组织的开放性.就组织而言,以往的组织都是封闭的或相对封闭的组织形式,在20世纪成为最显著组织形式的官僚制组织也典型地反映了组织的相对封闭性.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正在生成,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组织,正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最能适应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