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争的后果与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竞争似乎表现为一种终极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是同步的,在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竞争行为也许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行为的模式化是在工业社会中实现的。而且,博弈论的出现也使竞争行为得到了理论证明,并在博弈论反作用于实践的时候,使竞争行为模式获得了理性化的策略。在工业社会中,竞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行为,也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其结果却是理性不能接受和承认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具体地说,竞争行为在其所发生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可能是理性的,而在溢出到系统之外的时候,就以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出现了。所以,竞争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中,竞争的后果则更加危险。     

法律惩罚的哲学解读

惩罚的问题本来属于刑法学中的一个古老问题。但是,它背后所包含着的意蕴在法制史上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法律的惩罚是针对人的社会性方面而作出的,在直接的意义上,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教育,更不能被看作一种社会性的报复,而是一种以隔离措施为手段的行为禁制。对惩罚问题的历史性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法律改造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全部立法活动应当基于人的社会生命来进行。     

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论合作制组织的学习与创新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学习、创新的问题,甚至"学习型社会""创新时代"等诸多与学习、创新相联系的提法比比皆是。然而,不仅在对学习、创新的认识、理解和界定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和组织运行以及变革上,怠于学习、拒绝创新的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组织而言,官僚制组织一经建立起来,就不再有学习的热情和创新的必要了。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即便鼓励学习,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或流于形式;即便倡导创新,也往往是局限于技术上或一些解决细枝末节问题的行动上。在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当组织模式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完成了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不仅组织自身,而且整个社会,在学习与创新方面都会成为最为基本的日常性活动。     

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

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官僚制的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用什么来替代官僚制?一直没有作出成功的探索。其实,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但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再适应这样一个个性化时代的要求,致使对它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是合作制组织。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渴求。     

论集体行动中的价值、规则与规范

人类社会是通过集体行动诠释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但集体行动必须有秩序,并需要去获得行动的一致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如何获得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方面,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和争论。在此问题上,往往锁定了价值、规则和规范三个要素。应当承认,价值、规则与规范是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去加以认识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的关系。但是,在行动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以价值或规则或规范为引导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追求最终指向了对道德本源的形而上探讨,从而形成了昂格尔所说的在欲望的道德与理性的道德之间进行选择的二难困境。然而,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出现,理性的道德战胜了欲望的道德,表现为用规则去整合集体行动,其结果却压制了人性,造就了非人格化的机械系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构想了一种既能包容人的个性又能共同承担任务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告别对规则的依赖,而是在规范的引导下开展行动。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化

近代以来,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在两条道路上的发展都陷入了困境.一条是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这是一条使公共行政丧失价值方向,走向片面的形式化的道路.另一条是极力维护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道路,这条道路经历了政治职能的衰落和经济职能的崛起,再到谋求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平衡的过程.但是,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是走道德化之路.只有道德化才是解决当前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中的所有问题的根本.     

在风险社会中看权力及其表现

权力是一种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是在实体性的意义上来认识权力的，其实，权力是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力量。在力量对比中，权力发挥了控制、支配的功能。近代以来，在社会分化中出现了政治权力与管理权力，但政治过程中存在着管理权力，而管理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权力取决于这种关系两极的状况，互以对方为权力存在的前提。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存在的基础丧失了。当然，在合作制组织中也可能存在着权力，但那必然是临时性的权力，仅仅存在于具体的合作行动中，而且取决于承担任务的需要。风险社会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的终结，我们必须学会在没有了权力整合的情况下开展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