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三维视角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公共行政的概念在三重关系中获得了原则性的规定。首先,公共行政是在科学与伦理的关系中得到定位的,所要解决的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基于科学理念还是基于伦理观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公共行政生成时期的学者们基本上主张依据科学的理念去进行政府体系建构,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第二,公共行政是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中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是在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中通过赋予政治价值中立的特性而使行政具有了形式上的公共性。第三,是在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区分中界定了公共行政,指认公共行政是公共部门的管理,以求区别于私人部门的管理活动。     

论政府职能模式的三种类型

随着机构改革的全面展开,关于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是当前理论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思想混乱,这种混乱有可能对政治体制改革造成误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政府职能模式最适用于中国.本文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它与西方的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和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论不确定环境下的组织快速反应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速度迅速加快而置组织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现有的组织运行方式,都是在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是适应工业社会低速运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如何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来自于组织工作的暂时性、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的能动性、组织的跨边界行为,组织学习以及消除等级制度等途径.现代组织需要根据这些方面对组织进行重新设计.     

认同、承认与通向合作之路

认同与承认是近些年来兴起的重要学术话题。在历史的维度上，可以看到，农业社会中的家元共同体中所包舍的是群体认同的形式。到了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用“自我持存”的斗争消除了群体认同，并使承认关系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性关系。然而，工业社会的承认关系出现了异化，以致造成了自我认同、相互承认与普遍斗争共存的矛盾局面，并在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将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编织进了一张斗争之网中。要终结工业社会普遍斗争的状态，就必须从组织变革入手，通过合作制组织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去实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从而实现对工业社会中的认同与承认的双重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维护党的领导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党的执政能力应该通过政府的公共行政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该在政府能力提升之中得到实现。当前,提升政府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有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制”体系和“德治”模式,才能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     

人的道德存在将成为制度设计的基石——兼谈当代哲学或伦理学的任务

哲学研究的实践目的在于寻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石,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对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把握,为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发现人的道德存在将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人有着三重存在,即人的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人的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本质所在,对于理解人、认识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人的道德存在的发现,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有了新的基石.     

第三次启蒙(下)

三、作为一种建构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而新的启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解放了个体,解放了人性,所以,它使人与社会分离,虽然在人性的解放中社会已经转化为人的社会,但人却走向了与社会分离的征程,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进入一种形式化、片面化的存在形态。当然,近代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非生活世界的人群集合形态称作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认识人与社会的关联性。其实,社会失去了生活的内容也就意味着其有机性的丧失,因而成了各种各样矛盾和冲突的总汇,在一切方面都以对立、对抗、竞争等形式来实现…     

论行政学研究中的学术自觉

自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管理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科学研究和作用于现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处在一个新环境中: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改革开放都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应当解决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行政学研究必须坚持立足于现实去进行理论创新和方法选择。其中,从事行政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应拥有充分的学术自觉,肩负起学者的责任,去正确地对待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学理论资源和实践遗产。     

从行政学的历史中解读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

行政学的产生是与“管理行政”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社会治理方式从统治向管理转化的结果,是关于“管理”的科学。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提出来,是威尔逊、韦伯等人的贡献。这门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片面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来说,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西方行政学的学习和借鉴上,需要根据中国的“服务行政”模式去进行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需要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来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