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行政——现实诉求、理论定位及研究取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学界开始了服务行政理论研究,这场研究是在时代的呼唤下,在行政改革实践的理论需求中出现的.进入新世纪,服务行政理论研究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讨并轨,既提出了建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又成为政府改革的实践目标,也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组成部分.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服务行政从理论到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本质是行政学本土化的重大成就.     

在领域分离与融合中看制度

工业化、城市化造就了近代工业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的分化,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处在一个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其中,最为基本的分化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农业社会是一个一体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规范作用的是习俗和道德,在习俗和道德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一个权力制度体系。工业社会的分化使不同的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规范和规则体系,其中,法律是普遍的规范和规则体系。但是,也正是由于领域的分离,使法律制度的普遍性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道德制度的生成。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自觉地去探索这种制度并加以建构。     

论知识分子及其向技术专家的蜕变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群掌握知识的人,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大致是在12世纪。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公共舆论而促进了近代以来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实现了向技术专家的转化,并以技术专家的身份介入到了政策过程之中,从而直接地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当知识分子转化为技术专家之后,便成了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象征,其批判性和自主性也基本丧失了,不再担负起集中公众意见、刺激政治体系的功能。特别是在技术专家与技术合理性的社会之间实现了相互建构之后,甚至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都包含了某种"反民主"的倾向。     

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谋求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

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就是控制和强制的历史,无论是农业社会运用权力所实施的强制,还是工业社会运用法律制度所达成的强制,都是出于秩序的要求。强制的实施往往需要以暴力为后盾,而且也会最终走向暴力的应用。强制的前提则是人的不平等,强制的结果又导致了人的不平等的升级,也同时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中所运用的强制是与其早期的启蒙思想相悖的。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可能就是工业社会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所积累起来的能量以一种变态形式的爆发。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此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治理变革指向了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方向。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将意味着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强制都走向了终结。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     

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

人类正处在风险社会中,这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风险社会中去谋求社会治理的变革应当拥有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视野,也就是说,需要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一方面,通过政府及其治理的变革去应对当下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其中,首先突出的是合作的理念和行动。但是,由于受到工业社会的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需要合作应对风险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却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沿用旧的方式去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危机,这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试论全球化与共同体建构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过程中,“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所遇到的最为重大历史发展现象。然而,东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全球化不是近代西方征服世界的历史延伸,也不是走向世界同质化的运动。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是走上确立全球共同体的道路,这个全球共同体将是一个包容多元差异性因素的和谐、合作的伦理共同体。     

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有效路径

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性,需要寻求能够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有效路径。当前,需要在法律路径和技术路径的基础上再开辟出教育的路径来促进工作人员廉洁。     

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

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生成的组织,都只能满足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组织功能.然而,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组织很难满足要求,从而使许多社会问题被积累起来而演化成危机事件.考虑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需要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在合作的理念下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通过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去应对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