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警察作证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实体价值在于发现实体真实,实现实体公正、正义和公平;其程序价值在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防止非法取证.然而,我国目前并未形成完善的刑事警察作证制度.本文拟从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警察作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我国刑事警察作证制度的拟制方案.     

机制演进的分水岭：流域污染治理中纵向压力如何推动横向协作？

长期以来,流域污染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掣肘了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政府层级间纵向压力先后通过纵向干预和横向辐射两种机制推动了横向协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机制演进的“议题驱动—策略节点—机制分野”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层次的重要议题和关键节点催生了机制演进的分水岭,通过结构环境的转换式调适、制度设计的层叠式演进、行动情境的更替式变革等三条路径,在流域污染治理领域中实现了量化指标包干、项目式协调、信息单向流转向目标共享、权责共担、平台共创的机制分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压力型体制发生了从结构有效性逻辑向适应性逻辑、从制度的政治势能向政治动能、从科层化刚性运作向网络化柔性动员情境的多重嬗变。     

政治理性与政治神话

政治学诸多重大课题的探究,归究起来实际上都是对人的认识问题。如怎样看待人的本性;如何估计人类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认知程度和理智水平。前者是有名的性善性恶之争,后者便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认识。政治哲学对人类理性有过反复研究,对待政治理性的不同态度,推演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也酿造了迥异的政治悲喜剧。 一、政治领域中的理性与神话 理性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哲学概念,“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①那么可以推论,政治理性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以推理和行为实现一定目的的能力。政治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时,有能力运用逻辑推理来认     

新岸艺术团:“大墙内的”“奇葩”

安徽省新岸艺术团,一个逐渐被大墙内服刑人员所熟悉的名字,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大墙内的“心连心”艺术团。新岸艺术团,是省监狱管理局为宣传党的改造工作方针政策、服务全省教育改造工作,立足监内,促进服刑人员改造、丰富监区文化生活而设立的文艺团体。隶属于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该团成立于2001年7月,虽然很“年轻”,却又很“成熟”:3年来,该团在安徽省各个监狱巡回演出80余场,接待演出20余场。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警察作证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实体价值在于发现实体真实,实现实体公正、正义和公平;其程序价值在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防止非法取证.然而,我国目前并未形成完善的刑事警察作证制度.本文拟从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警察作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我国刑事警察作证制度的拟制方案.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土化问题初探

ADR制度作为调解社会矛盾这一公共事务的重要工具,以多元组织参与社会矛盾调解为特征,充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共同有效治理社会的内涵,也反映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质。这一制度在多元化社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也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狂飙激进,中国革命大转折

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变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古代传统的中西比较

中国古代集权国家的形成早于西方。由于形成的社会基础不同,中国古代集权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与西方迥然有别。中国古代集权国家自产生以来就带有集权主义以及政治和国家优先的传统。与之相伴的是不成熟的组织水平低下的广大乡村社会。集权国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非经济的手段从乡村中汲取资源,并且这种政治手段在文化体系的支持下得到了合法性的论证。集权国家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同广大乡村社会联系。集权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式从地方分封的分权状态过渡到郡县制的集权形态;但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就使乡村社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为了对乡村社会实行统治,集权国家宣传正统文化理念,一方面依靠儒教理论使乡村社会的乡绅成为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间接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依靠儒教理论来规范乡民的思想和行为、使乡村社会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式,进行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