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四个意识” 发挥“四大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代表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权力机关能否全面有效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先进性,关系到人大的形象和权威。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     

怎一个“新”字了得

<正>开宗明义,变中求"新"。2期《公民导刊》头条《履职新常态》策划极好,立意高,言简意赅。从标题到行文,给人启迪,发人深思。革故鼎新,"新"在变中求,"新"在与时俱进!正因为如此,我很欣赏策划人语最后一句话:2015年1月18日一22日,重庆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议透露的信息令人欣喜,在准确研判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的基础上,人大代表更新观念、改进方式、诉民意、谏诤言、谋大局,展现出与经济社会新常态主动对接的依法履职新常态。紧接着,如何变?观念     

启动中医“优才”资源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正2015年1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时发来贺信: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践行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妇女议事会则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基于对S市C社区妇女议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城市社区妇女从参加熟悉的社区活动转向参与陌生的社区公共事务,经历了“小团体”治理和新团队形构,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相较于有关女性社区参与的“性别气质论”与“性别区隔论”,本案例所体现与建构的情理互动论,一定程度上更侧重回应女性公共参与中的情境影响。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行刑理念的创新

行刑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护堤,在三大刑事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刑理念对如何设定行刑体制和框架,如何行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行刑理念支配下的行刑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我国行刑理念需要进行更新,建立新的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刑体制。     

论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通过对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司法实践阐释本罪认定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并详尽论述本罪与相关罪的罪数形态问题.     

刑事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的推进

诉源治理是刑事检察应当答好的时代命题。全链条诉源治理的路径有三：诉前治理、诉中治理和诉后治理。诉前治理重在矛盾纠纷的前端阻断、即时发现、烈度控制和有效化解。应构建社会矛盾风险预防、发现和处置、化解机制,积极探索检调对接模式,实现关口前移。诉中治理应从政策法律、捕诉办案、诉讼监督、“四大检察”协同四个层面进行,发挥检察机关的把关、分流与过滤作用。诉后治理则应从延伸案后预防性措施、加强不起诉后的行刑反向衔接、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等方面着手。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