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建议就得有分量

为民代言,必须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不闭目塞听,努力做到工作有能量,发言有质量,建议有份量.在每次人代会前,我都要围绕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为酝酿起草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和在会上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做好准备工作.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下）

“她这个级别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郑：也不是吃她的钱？ 程：虽然不花她的钱，她也不计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同她差不多。因为到外地她交的伙食费比工作人员交得要多。     

闵行民警:当“教科书式”的执法视频意外出圈……

我不希望自己出名,但希望这个意外出名的执法视频能够激发更多的市民配合防疫工作。4月6日,一段时长16分钟的上海民警“教科书式”执法视频火了。在片中,执法民警条理清晰地表示:“任何人有任何意见可以提,我们是法治社会,但提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提。现在是抗疫时期,我们公安机关不仅要帮助居民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治安问题,更要维护法治……”     

回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披露过程

2013年4、6月间，我国先后发生了雅安地震、吉林宝源禽业公司爆炸等特大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事故。灾情发生后，全国各种媒体及时报道灾情，披露死伤情况，并刊发了各级政府的抢险救灾措施，行动之迅速，反映现场情况之详细，得到了全球新闻界的称赞，也起到了稳定人心、凝聚力量，提出警示等积极作用。看到新闻媒体的迅速反应，我不禁想起了当年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伤人数的一段难忘经历：     

我与家人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经历

正我是辽宁省开原县人,1928年生,满族。原名罗兆男,意为"预兆再生一男"。母亲在生了大哥罗颖都后,连着生了4个闺女,3个姐姐加上我,没想到两三年后还真生了小弟罗正都。小时候我和小弟吵架,我常得意地说:"没我,就没你。"1946年为方便从事地下工作,我化名为丁兆,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罗家人口众多,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在找出路,入党、参军、搞科研的都有。10个兄弟姐妹中,9名离休干部,8名共产党员,其中4位是搞地下工作的,4位是参加解放军的。我们这一大家子是那个时代千百万普通家庭找活路、找出路的一个例子。     

浦东老人:我和太太隔离在“条件艰苦”的南汇方舱

我们理解上海目前防疫任务艰巨,浦东尤甚。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对南汇方舱的病友们提供基本的物资保障。我是上海人,今年61岁,和太太住在浦东新区的潍坊路,家里还有一个84岁的老父亲。对于感染新冠,我和太太并不太担心,我们都打过两针新冠疫苗,这波疫情重症率也很低,我们一直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没想到,在南汇方舱的这几天,我经历了很多意料之外。     

一个月前 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我是武汉人,今年53岁。一个月前,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1月22日上午,我去拜访客户,回来时坐了地铁8号线。当晚就感觉不对劲,全身发冷。当时以为是小感冒,但老婆说,会不会是中招那个肺炎了?她是妇产科医生,对这个病蛮警觉。当晚她就让我隔离,吃喝拉撒都在单独的一间房里。幸亏隔离得早,家里其他人,包括八十几岁的父母,因为没有接触,都安然无恙。     

曾伴我们13年的自行车

在我老家的杂物间里,存放着一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这辆“古董”级自行车,表面油漆完好,龙头、货架的镀鋁依然银白,塑料把手、车铃尚在,轮壳链壳、支撑架依旧牢固。擦拭一番,立即露出真面目,风采依旧,就像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独有一种风骨。     

件件建议富村民

作为一名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人大代表,自从当选人大代表的第一天起,我就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群众的嘱托,要积极履行代表职责,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都处处留心,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注意了解身边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尽心尽力履行好一名人大代表职     

加入指挥部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政府也买不到口罩了

虽然我自己是公务员,但我客观地评价,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国家的这台大的机器,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运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公务员,今年疫情发生后,被征调进入当地的指挥部协助工作。进入指挥部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政府是万能的,可以调动所有资源,但进了指挥部以后,我才知道,政府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