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的述评及其他

唐代法制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东亚法制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对于唐代法制，中外学者一直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对于唐代法制的某些基本问题，依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的性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此，诚如学者所谓：“律、令、格、式的性质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已成了唐代法律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歧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问题。”①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廓清，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后代的立法技术，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唐代法制的基本特点。…     

清代司法官员知识构造的考察

韦伯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是非专业化的,因而司法审判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西方则与之相反。本文通过对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考察,认为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同时,他们可以通过科举以外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来弥补“技术”知识的不足。由于清代案件类型和法律条文比较简单,加之幕友的协助和审转程序的设计,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案件的审理工作。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也说世界体系与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

2005年《政法论坛》基于学术立场,特辟专栏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法学术研究现状展开了讨论,其中,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赖以为凭的支援性理据是什么”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回应、批评甚或反批评。本刊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意义至少指向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能力、方式、技术等问题。勿庸置疑,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政法学术的体面与尊严。为此,本刊特约请法学界不同学科的学人从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出发,以“笔谈”的形式进一步拓展这种讨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登载这方面的稿件,并期待您的加入和赐稿。     

类型研究与思想逻辑:解读儒家礼法思想任强《知识、信仰与超越》读后

<正> 我的畏友任强教授的《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新近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他送来了新书,嘱我说上几句。对我来讲,自从出版《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这本书评专集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类文章,个中原因不便细说。对任强的美意和"吩咐",我自然不能推却。但是,这与我们之间的友情无关,而是因为本书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事实上,本书是任强数年以前的博士论文,曾经陆     

明清国家的法律宣传:路径与意图

传统中国的法律的公布和宣传,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时期,法律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条文,要求帝国官员必须熟读律令,通晓律意,并且据以处理行政事务和审理诉讼案件;民间百姓如能做到熟读通晓律意,可以享受减轻刑罚的待遇。实践中,明清时期法律宣传的主要途径包括:宣传国家的基本法令,张挂法律摘要、特别条例及各类告示,公布案件裁决,宣传圣谕等。以此作为政治统治的策略和知识控制的手段,并向民众表达一种意欲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蓝图。     

解说包公的吏治思想与法律思想

本稿旨在讨论以下两个问题：在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语境里，包公思考吏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有何特点？与此相关，在北宋仁宗时代吏治渐趋（女+俞）情与法律逐步松弛的语境里，包公又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本稿的分析思路，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旨在梳理包公有关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以往包公研究相对忽略的解释路径。     

关于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与真实--以《天启崇祯年间潘氏不平鸣稿》为中心的考察

纸面表述的历史与实际存在的历史之间的相互脱节,导致了"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之间的纠缠不清,即使在被誉为第一手材料的司法档案中,也存在不少"虚构"的成份.本文以明末徽州诉讼案卷<不平鸣稿>为素材,通过考察和分析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成份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冀以阐明产生"虚构"的深层原因,并考掘出镶嵌于"虚构"中的作者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从而说明司法档案并非一种单纯的记录,而是一种动机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