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公案”与明代刑事诉讼制度初探

<正> 清代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也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式式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也有学者认为:“《金瓶梅》写的是宋朝,反映的却是作者身处的明朝”;至于“《金瓶梅》是产生于万历中期,还是嘉靖时期,现在已有争议。”笔者认为从某些具体制度文物方面考证,固然可以考证出某些内容属于万历时代,某些则属于嘉靖时代,但是,却很难最终断定一个绝对的年代;而且,《金瓶梅》的形成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最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徐忠明学界通说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碰撞，乃至吸收、融汇，始于晚清变法修律。最近，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发表《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以下简称胡冯文）一文①，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视域研究...     

凡俗与神圣:解读“明镜高悬”的司法意义

传统中国衙门的公堂之上普遍悬挂"明镜高悬"匾额,有着颇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拟在"凡俗与神圣"的文化脉络中,来解读其中蕴含的司法精神与司法理想。一方面,"明镜高悬"彰显了传统中国司法实践的核心价值,即实现"实质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实现"实质正义"的基本进路,即司法官员不但要有"仁恕哀矜"的道德情感,而且要有"明察秋毫"的司法能力,以使案件真相大白,最终实现司法正义。因此,在公堂上彰显"明镜"的神性力量和象征意义,既延伸了司法官员的能力,又起到了约束司法官员的功能,更产生了威慑原被两造的作用。     

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

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