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兼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三公”消费规定

德治与法治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转换性。基于此,德治与法治在传统的互补结构形态下,还存在着一种局部流转的结构形态。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公共生活本土化资源的缺失以及传统文化的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德治的失范问题,因此,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将成为一种必然。《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过去政府以德治理的范畴法制化,体现了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倾向。     

论执政生态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目前＂执政生态＂成为主流研究的盲点,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及由此导致的对＂执政生态＂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实际上重视执政生态的研究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执政生态视阈下依据现代生态学的原理,能够进一步解读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并探求可持续执政的路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党建方式转型

当前党的建设面临执政资源稀缺性的约束,要实现党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党的长期执政,党的建设方式必须向集约化转变。     

正视“制度性腐败”

近来,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辩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表面看来其焦点是＂制度性腐败＂,实质上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事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何处去的立场和抉择。这场争论始于2014年7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发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撰文《救救官员》。     

科学政绩观的标准及实践

科学的政绩观必须以群众认同度为标准。现阶段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市民利益,它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矢量合成,既有大小也有方向,按其方向规范执政力矢量的方向,是在执政实践中充分体现我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必然。     

重建核心价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当代启示

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和消解了人们心中的最高价值,并由此对核心价值的建设构成了挑战。如何化解世俗化与神圣化之间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破解的一个重要难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既可以作为一种远大理想和终极信仰,同时又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经验世界观,即兼具有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双重维度,因而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     

探索反腐败制度创新的法治路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一大批腐败分子受到了惩处甚至法律制裁，即使国级干部亦不能免。“‘不敢腐’已初见成效。从‘不敢’向‘不能’迈进，还要靠制度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制度创新，应当厘清“制度性腐败”以及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前提、目的路径和法治化反腐的当务之急等基本问题。     

论执政生态及其对执政规律的解析

执政生态是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相互作用并有机融合构成的系统,由政党生态、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三个子系统构成。目前执政规律研究的主流中执政生态被忽视的原因在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及由此导致的对执政生态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在执政生态视角下解析执政规律可以看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丧失或巩固取决于其执政生态的状况,依据可持续原理执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有赖于执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     

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作用机理

<正>腐败的实质在于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以谋取私利,表面上看来是权力侧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反腐败的理论聚焦于以权力为直接目标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往往因“内部人陷阱”导致控权失灵,因为实际上腐败发生的根本在于运用权力的“人”。显然破解对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建立“人”“权”并重的“正人治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正人”来实现“治权”。以“人”为反腐败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要素,在决定“人”现实行为的种种因素中内因才是决定性的。长期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聚焦于“权”而忽视了“人”,使得围绕“权力”设计诸多精良的控权措施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利益冲突无法根本消除。欧美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而是“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的制度制定为法律,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他们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而是官员的财产、经济行为等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