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庭审实质化的必要与可能——从减刑是罪犯的权利说起

减刑制度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国家恩惠,同时也是罪犯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当前的减刑案件庭审受减刑"奖励说"理念的影响,庭审流于形式的现象十分突出。推进减刑庭审实质化,需要转变减刑制度的设计理念,构建国家权力与公民犯罪人权利的基本平衡;在推进维度上,实现案件类型从"给予减刑"到"撤销减刑",审理内容从"确有悔改表现"到"不具有悔改表现",审级制度从"一审终审制"到"二审终审制"的转变;在机制展开上,突出刑罚执行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配合,将泛化的检察监督转化为具体的诉讼职能,重塑执法主体之间以"审判为中心"的配合、制约机制,以打破封闭的权力结构。     

外行怎样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向来备受争议。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领导应当是由内行来担任,外行管内行,只会越管越忙。因为外行很容易犯不懂装懂、瞎指挥的毛病。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外行领导内行到底可不可行？如果可行,该如何去实施呢？     

辛亥革命英烈张同普及其遗孀何纫秋

张同普（1890-1912）,字寰震,潍县北乡大常疃村人,幼年随父亲张连元迁居于潍县城东乐道院北村。 张连元是明末潍县名宦、陕甘总督张尔忠的后人,清朝贡生,全家信仰基督教。曾在潍县乐道院教会创办的广文书院,管理图书十几年,并在乐道院附近的虞河边,与妻子、家人栽植葡萄、学会酿酒技术,先后开办葡萄酒厂和马车店。家庭生活富裕后,又出资在潍县东关外,创办过养正小学。     

日据时期台湾香蕉产业与客家经济精英

香蕉在日据时期是台湾的主要输出青果,其中九成以上销往日本市场。当时蕉界精英17位,其中钟干郎、萧恩乡、林德玉、李才祉、林富仑等五位是南部六堆客家精英。本文借日据时期台蕉出口及其发展状况,观察六堆客家商绅发展过程及他们之间如何建立起蕉贸网络,并通过这些客家精英的生命史与网络来重新解释香蕉产业的型构。其次,当时香蕉经济是项获利颇丰的新兴事业,客家精英纷纷＂弃教（儒）从商＂,重商思想和商绅阶层兴起,六堆客家人正式进入都市发展,从事海外贸易,而香蕉产品的商业化也促使客籍农民愿意承担风险提高植蕉面积与产量,带动了六堆地区整体发展,显见当时客家人在香蕉产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过招＂面霸＂

对于一些经验不足的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者来说，面霸确实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掩饰性，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只要掌握了面霸的特征，想要识别他们并不难——     

从刘备招聘诸葛亮看初创企业揽才

刘备与诸葛亮相差20岁，刘备生于公元161年，是“60后”，而诸葛亮生于181年，是“80后”。公元207年，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请27岁的诸葛亮出山。故事流传至今，成为世间美谈。作为60后的刘备是如何成功“招聘”到80后诸葛亮的呢？这段人间佳话又能为今天的企业招聘带来哪些启示呢？     

文化大繁荣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

文化大发展旨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社会品质，它是推动科学发展，让我们进入“中国2．0”时代的基础。立足于文化安全，强化现代文化意识，以我文化为本，学、用优秀他文化、异文明属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的实务，它是加强民主政治制度与法冶中国建设的诉求，是建现代中国之需；习用优秀的他文化、异文明是与人竞争并有优势的保障和社会进步、文明的标记，文化建设、繁荣拟增大优质他文化的引进力与接受度，应大尺度地吸纳、借鉴他文化。     

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信任困惑及其破解

赢得人民大众的信任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信任问题本质上是个体对一种理性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信任。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来看,人民大众对意识形态信任的建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意识形态内容体系本身的科学性;二是意识形态的理性意识和人民大众的感性意识能实现"互相规约"。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社会本位思维、唯意识形态理性意识的单向度规制、意识形态内容体系的不圆融性等要素阻碍了人民大众对于意识形态信任的确立。因此,立足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破解信任困惑是提高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的必要举措。     

高校学生干部能力调查研究:从胜任力理论视角

结合胜任力理论研究,编制高校学生干部胜任力水平调查问卷,对某高校学生干部的胜任力水平进行测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学生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处于较高的胜任力水平,其中任职在3年以上、硕士班级的学生干部的胜任力水平较高,不同性别、有无培训经历和是否兼任其他干部对胜任力水平影响不大。最后,提出高校学生干部选任和培养的建议,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