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效力及其限度

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效力包括确定力和公信力,确定力针对的是登记正确的情形,在不同的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确定内容,而公信力针对的是登记错误的情形,主要强调了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作为法律对社会交易生活的调整,不动产的权利登记在效力上坚持了自己的限度,从而为自己的适用设定了各种条件或者例外。     

阐释:在制度与理念之间——关于物权行为合理性的若干思考

理论是沟通制度与理念的桥梁。物权行为理论乃是基于登记的限度理念,对现有的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所做的有利于私法自治的一种理论阐述。登记限度的理念要求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避免错误、尊重自由,为此,登记生效主义确立了物权变动时双方共同申请的原则,并且使双方申请时达成的合意成为登记效力的来源,从而与申请前的债权合同相区别,成为物权行为。尽管登记同意和公证制度的出现极大地替代了双方申请原则,但登记同意和公证替代的不彻底,反而更突出了物权行为理论阐释的合理性。     

民法法典化与习惯缺失之忧

立法的激情正在催生这中国的民法典 ,然而 ,习惯也正被漠视乃至排斥。对于民事立法来说 ,习惯是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形式 ,是社会变革的主要路径 ,是立法得以贯彻实施的条件。习惯的缺失意味着国家通过立法剥夺了社会的抗干预能力 ,削弱了法律的创新能力和校正机制。     

论“自由不得抛弃”原则

自由是民法的灵魂,更是民法作为制度存在的条件,自由不得抛弃乃是民法最为根本的原则,它构成了法律行为的边界,某种程度上也是民事立法或者法律解释的边界。     

实质审查的缺陷与校正

德国法一方面坚持了实质审查,坚持了登记生效主义,从而确保了交易的安全,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制度校正,兼顾了自由、公平、效益等价值。这为我国的物权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我们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必须立足全局,统筹兼顾;既要看到实质审查,更要看到对它的校正,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实质审查成为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私人经济生活的工具。     

反思占有“事实”说

占有事实说在理论上是难以自洽的，在实践中也容易导致立法规范至上主义。而大陆法系对占有的可转让性以及防御效力的规定，也实际上把占有当作了权利。从历史角度看，占有这一事实在观念性权利不发达的时代曾扮演了权利的角色；在观念性权利体系发达之后，英美法也仍然作为相对的权利而予以保护，其原因包括历史传统、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权利救济的相对性以及开放的权利束理论等。尊重占有，视占有为权利加以保护，对于处于转型期存在大量无法定产权占有的我国大陆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违法合同的无效判定及其应用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何谓强制性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否一律无效,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惑。笔者不揣浅陋,对违法合同的无效判定及其法律适用予以阐述,以求抛砖引玉。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再认识

转化性征收是我国一种独特的土地征收制度,是土地从身份性集体土地使用权向非身份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化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权利体系的不完备是转化性征收的主要形成原因.转化性征收的过程意味着土地产权的资本化与土地用途的非农化,二者均带来土地增值收益,而现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却未能充分保障农民利益.试点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国有化模式以及集体土地直接出让模式为消解转化性征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何在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建立流传顺畅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法律移植，移植什么

民法所有权制度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大陆法系的土地所有权乃是国家在涤除土地上的公共权力因素,使土地成为单纯的财产之后建立的私人对于土地的终极支配权。所有权将土地在立法规制之外甚至人类认识之外的潜在价值归属于个人,确立了所有权享有的无条件性,从而建立起所有权人相对于国家的终极地位,所有权因此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边界。     

土地所有权立法之反思：透过历史的映照

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功能在于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颠覆,在于重建土地权利的个人化、稳定化和自由化。即使像英国那样,不采纳所有权的制度话语,而通过虚化国家所有权和强化土地保有权即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确立个人所有权的效果。我国土地权利立法应该在借鉴英美法系的基础上,将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作为基础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