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犯罪中止的条件

关于犯罪中止成立的条件,刑法理论界一般都主张三条件说,即,必须是在犯罪的实施过程中中止;必须是自动地中止,必须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有的人简称为犯罪中止的三性:即时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研究

刑事和解是对刑罚目的与功能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与传统报应思想不同的积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是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权,这与侦查机关调查事实、惩治犯罪的侦查职能并不矛盾。刑事和解既然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侦查机关需要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和解的范围、模式、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认真把握,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论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犯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引发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其罪名、犯罪主体的争议。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主观方面和法定刑也有待完善。对该犯罪的立法完善应以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中心变并合立法模式为分立立法模式,并配置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之探讨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是指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 ,偷逃应缴税额 5万元以上的行为。要正确认定本罪 ,必须分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共犯与非共犯等界限。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 ,应着重研究“多次走私未经处理”以及《刑法》第 1 57条第 1款的适用这两个问题。     

论我国刑法普遍管辖权的立法完善——基于对我国刑法第9条规定的思考

我国在1997年刑法第9条中第一次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立法技术的欠缺以及近年来国际社会打击犯罪事实的形势变化等原因,实践中,该条有关普遍管辖权的规定在立法模式和管辖范围等方面暴露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已经难于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完善普遍管辖权立法显得尤为紧迫。本文认为,刑法第9条应当在管辖范围、立法模式、罪名来源等方面加以修改、完善,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评析

滥用职权罪是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关于该罪的主观罪过,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观点,对于司法实践而言,不但极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有损法制统一,而且还会导致冤假错案,破坏司法公正.因此,正确认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对于合理界定滥用职权罪的范围,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未成年人的行为是“非人行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应当关注的是“人”而非“行为”。所以，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时，应当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而非简单的惩罚。因此，转变刑罚观念，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制度，制定一部系统的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刑法应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现行刑法在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上的立法缺陷刑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要求有两点：一是制罪平等,即相同行为侵犯公有制经济时被规定为犯罪,侵犯非公有制经济时也应当被规定为犯罪；主体身份相同的行为应确定为相同性质的罪名。二是制刑平等,即相同类型的行为无论其侵犯的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应该规定相同或者差别不大的刑罚。我国现行刑法既存在着制罪不平等的不足,也存在着制刑不平等的缺陷。(一)制罪不平等。有些犯罪只适用于以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为对象的危害行为,而对以非公有制公司、企业的财产为对象的同样的危害行为则不予调整。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人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我国已经批准了该公约.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树立科学的反腐理念对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