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与国际法浅谈

众所周知,目前的国际法由于诸多方面存在缺失,在调整朝核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对朝鲜进行核实验作出评价时,国际社会陷入了只能喊喊口号,做做道义谴责的窘境。无论从限制核试验,还是限制核军扩,都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而在当今国际大环境下,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在国际法的订立与修整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为何却不见其作为,其中原因值得商讨。而且,朝鲜在退出《不扩散武器条约》的过程中,为何不见其阻止,其合法与否仍然值得判定。这篇论文就以上提及观点,以及其中问题的发现,个人观点的阐述,解决途径的构想等方面做出讨论。     

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弄清“三权”是关键

一、明确"三权"属性是对农村土地纠纷的本质把握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正确认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与"使用权"的本质属性,是定准案件性质,掌握解决纠纷方法的前题和基础。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属性和特征,掌握"三权"的属性,是为了全面了解和认识该类事物,从而更好的处理这类纠纷。(一)"三权"的含义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指农民集体依法对其所有的土地占有、使用、收     

运城市公开审理马锋团伙涉黑案

4月11日上午8点30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以马锋为首的19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案。公诉机关指控这19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非法买卖、持有枪支、弹药罪等十多起罪名。     

运城交通局运管处原副处长仝霄涉11宗罪被判死缓敛财逾2000万元

2011年12月27日，记者从山西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对受到社会广为关注的山西运城交通局运管处原副处长仝霄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对其限制减刑。     

一名打字员打败三位诺奖得主

1932年冬，中国留学生熊式一到英国学习戏剧。那时，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极为不堪，中国人是奸诈、丑陋、恶毒、凶残的代表，兜里揣着一把小刀，随时掏出来杀人。而这一切，     

保障人权是检察机关的天然使命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到1996年第一次修订,历经17个年头,逐步确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今年对刑诉法的全面修订,更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法的第二条,旗帜鲜明地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之一,可谓意义重大。自人类进入"国家"时代,犯罪因其反社会、反国家的严重性,始终是"国家"致力打击并控制的对象,以此实现对社会秩序的保障。随着政治文明尤其是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步发现强大的刑事司法权在实现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同时,     

审查逮捕后至移送起诉前侦查监督机制之构建

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程序之后至移送起诉前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监督还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和不足。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应当对照中政委提出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通过构建和创新侦查活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和范围,更好地实现对侦查活动全过程的监督制约。     

破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中并没有就破产管理人的民事地位给出明晰的指引,继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中也没有就其诉讼地位表明态度,这导致社会公众、涉诉企业,甚至部分司法人员就以上问题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清算期间,债务人的法律人格的降格,会阻遏其在诉讼中充当诉讼主体.为了破产关系中多方主体利益的均衡实现,破产管理人并不能代表任意一方的利益.概括性的管理权及管理过程塑造了破产管理人在清算期间自身的诉的利益,此成为破产管理人是诉讼担当人的学理解释.破产管理人拥有诉讼实施权是诉讼担当制度的诉讼法基础.诉的利益与诉讼实施权的双重表述提示了破产管理人应然的诉讼主体地位——诉讼担当人.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比较分析——兼议大部制改革视角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当前,国内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大部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和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旨在寻找部门规模与职能的平衡点;湖北随州的大部制改革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艰难跋涉;广东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意在彻底理顺政府职能关系。深入比较分析各地大部制改革的背景、目标、做法、效果和意义,认清大部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从而为大部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行和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做出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