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落实人大审议意见力促刑事审判工作

组织资深法官精心修改完善办案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审判流程监督管理办法、县（区）法院考核办法三项办法;规范同级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与检察院进行联系与协商,或者进行调研,提出实施意见;截至目前,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六县区法院上访案件明显低于往年,特别是民乐县法院上访案件实现了零的突破……一项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成效,正是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落实人大审议意见,认真整改,     

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年来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作了系统综述。对每一项研究,本文都从内容、方法、使用的数据、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第一,由研究男女在平均工资上的差距发展到研究他们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距;第二,由单纯研究男女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发展到研究性别工资差距与性别职业(或行业)隔离、性别劳动参与率差别等的相互关系。     

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约是安全组织,但土耳其加入该组织既是为了制衡威胁,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身份目标。因此,安全威胁—安全供应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均会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紧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和身份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决定性变量,后者是辅助性变量。基于对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捆绑、强制、追随、平衡和疏离。当前双方关系的大幅波动归因于联盟管理困境：土耳其因担心“被牵连”而拒绝与盟国保持一致,又因无法实现身份融入而日益脱离西方定位;西方盟友指责土耳其偏离联盟轨道和价值观基础,但又不愿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和身份承认。双方在联盟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上出现错配,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形成共振。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土耳其问题”的发展趋势。     

论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以民法中的“占有”理论为视角

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往往被归咎为网络环境使然,甚至上升为知识产权必然消亡的一种论断。通过对著作权的性质以及大陆法系物权制度中占有理论的考察,试图厘清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是由其客体的性质这一直接原因所决定的,且自著作权诞生之时即存在,网络环境只是进一步放大了此种困境。此外,著作权客体的占有阙如,则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间接原因。     

“凿壁偷光”的法律新说

大家都知道:在我国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叫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穷,常常买不起蜡烛,点不起灯,万不得已,他只好在隔壁邻居财主家的墙壁上,悄悄地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看书……“凿壁偷光”这个故事,传诵了一代又一代,教育一朝又一朝英才,历代都是发奋图强,自强自立,勤奋好学的典故,历来被人们讴歌和称颂.     

无效等交强险合同受害人权利救济——以刘某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为范例的研究

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交强险赔付的前提是存在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当交强险合同不成立、未生效或无效时,交通事故受害人面临纯粹经济利益损失,应当得到侵权法的保护。我国《交强险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部分条文构成了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法律,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有义务确保交强险合同合法有效。法定义务人因过错违反该法律并造成损害的,应当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依法治国必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对话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正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我们党依法执政。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必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     

论泉州“金改”制度的法律构思

泉州金改也就是金融改革,以温州金改为发展依据,预期实现科学的、快速的发展目标,为泉州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途径。在不断进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泉州终于获得国家批准,于2012年成为国家第三个获批的金改地区。为了更好地实现泉州金改的稳步和科学发展,文章从泉州金改制度出发,阐释和分析其在发展中的法律构思,以期贡献于泉州金改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失真”与“异化”:检察业务考核体系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正所谓绩效考核,从管理学角度理解是指一定的组织运用特定的标准和指标,对组织成员工作行为及工作业绩进行评估,并运用评估的结果对成员未来的工作行为和工作业绩产生正面引导的过程。检察业务考核,是将管理学的绩效考核理论运用到检察业务的管理之中,通过设置一系列考核指标及分值,遵循一定的考核流程,从检察业务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各方面实现对检察业务工作的综合评价。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化的     

雇员“吹哨”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雇员向媒体或有关监管部门"吹哨",可以及时制止公司违法甚至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起到减轻政府监管压力的作用。但是雇员的吹哨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却违背了对公司的忠诚义务。雇员"吹哨"的正当性源于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并保护公众利益。如何规范雇员吹哨,控制雇员吹哨的副作用,是我国法制建设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员工"吹哨"实现社会有效监督的关键在于依法明确各项权利行使的边界。雇员吹哨的动机及实现的社会效果都是衡量这一边界的重要因素。通过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引导雇员在边界内理性"吹哨",从而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