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高官异地审判三大争议辨析

高官腐败案异地审判怎么看?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桑本谦一项司法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不在于法律是否明确予以了规定,而在于这项制度是否回答了中国的现实问题。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的办案模式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良策,对它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理解、耐心     

政府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是评估者站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上，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应用于政府决策、政策、法规的制定中，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其特点是将法规议案或政策建议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量化或者货币化进行比较，以收益大于成本或者收益能够证明成本的正当性作为决策依据。对政府立法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必须首先明确政府立法中的“成本”与“效益”的内涵。对进行评估的立法项目，除了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之外，还可以采用成本有效性分析以及风险分析。政府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的有效开展受制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困难。一方面难以有直接证据对网络攻击行为加以认定,另一方面,网络攻击行为的攻击后果因缺乏法律的认定依据及权威的鉴定机构而难以查证属实。针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隐蔽性强、证据容易流失的情况,法律应当完善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方法,应当成立中立的网络监控机构和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     

制度失灵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制度失灵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关于制度失灵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还没有被深入探讨。制度失灵是对制度执行偏差、制度执行走样以及其他一切妨碍、违背甚至损害制度目标实现的所有制度执行行为的理论统称,由制度失灵主体、行为、后果三个要素构成。制度失灵的特点主要有：目标的偏离性、内容的异变性、行为的隐蔽性、执行的相关性、主客观结合性。根据制度失灵的原因和程度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失灵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制度失灵的现实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对它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多元的。     

法律与社会的博弈——以法律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规制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1月29日，深圳市福田警方召开两场卖淫嫖娼公开处理大会。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更招来了万人评议.^[1]这次事件又一次使人们陷入对卖淫嫖娼进行惩罚的思考之中。     

交通肇事逃逸重复评价背后的经济学问题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罪中对逃逸的重复评价是对刑法原理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挑战。但通过剖析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就会发现,二者本质上是相暗合的。这是因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背后的经济逻辑就是要保证威慑的最优化,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其前提便是某类犯罪的特定情节或行为没有导致该类犯罪的抓获概率在一段时期内明显下降,刑罚的威慑效果也没有因为特定情节或行为的出现而受到削弱,否则,对某类犯罪的特定情节或行为进行重复评价便是必要的。     

全媒体时代的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挑战。一方面,检察权运行不完善之处在个案的报道中会被放大,检察机关回应全媒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全媒体对公众的司法期待也有推高作用。因此,加强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首先应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保障检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让全媒体"无懈可击"。利用好全媒体,开展多层次的检务公开,将检察改革的蓝图和思路、检察执法的依据和过程展示给公众。一旦发生了涉检网络舆情,积极推进检察执法的公关活动,及时向全媒体和公众传递重要的信息,争夺舆论的主导权。     

检察权内部监督的调整与发展——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通过对检察权内部监督历史变迁的把握,可梳理出其发展演变实现了五个转向。从转向的过程来看,国家和社会是通过直接影响检察权的行使,来间接影响检察权内部监督的发展演变的。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在检察权内部监督的界限内,既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又能最大限度地监督检察权,便是检察权内部监督调整的现实需求。检察权内部监督的调整应遵循过程监督的谦抑性原则和结果监督的主动性原则。在其指引下,应对既有监督方式完善拓展和综合运用。     

主任检察官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体系化建构

主任检察官内部监督制约制度作为一种内部权力运作机制，体现的就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主体按照法律职责对主任检察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或制衡，及时发现问题或错误并加以纠正，从而保证检察机关整体上对外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从内部监督制约的范围来讲，应坚持检察一体原则；从内部监督制约的重点来讲，应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原则；从内部监督制约的方式来讲，应保持谦抑性原则。对主任检察官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建构，应坚持上下一体、横向制约、综合监控的体系化路径。     

列车晚点赔偿制度研究——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铁路部门对列车晚点这一违约行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而非传统的严格责任能够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增加社会收益,进而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汉德过失公式为我们构建合理的列车晚点赔偿制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可以使列车晚点给旅客所造成的损害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这样的制度安排符合效率要求,但它并不违背公平,因为受益者不仅是铁路部门,乘客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也能从过错责任体制下获益,同时铁路部门也从中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的预防成本的追加,实现了铁路部门与乘客的双赢。只要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就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