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公诉案件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抗诉案件:指令再审究竟该如何操作

刑事诉讼法对于指令再审程序的规定较为原则、笼统,以致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对个案处理时,常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扯皮”。对于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人民法院一旦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具体应当如何办理才合乎立法的精神、司法的现实、法律公正与效率的要求?本刊结合典型案例,特邀专家学者就抗诉案件指令再审程序如何操作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政策

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其法律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的确立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不矛盾,运用得好,还会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果.沉默权并不排斥自顾原则;与警察的询问权也不矛盾,反而有利于警察依法行使询问权.     

略论台湾的刑事诉讼法

海峡两岸交流日渐增多,"一国两制"已深入人心,实现祖国统一为海内外人士所关注.在交往、统一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台湾的法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法律援助法》的学习、理解和实施

一、《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在中央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法律援助工作改革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法律援助列为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1])。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

20 0 4年 8月 2 8日— 2 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重点学科组在京郊召开了“刑事法前沿问题暨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 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重点围绕着王敏远研究员在《公法》第四卷上发表的《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一文展开了对事实、证据、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证明方法等问题的探讨。我们约请其中的几位专家提供了笔谈稿 ,作为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呈现在这里 ,希望以此深化对证据法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 ,并促进证据法学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     

“两个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30日发布关于刑事证据规则的两个规定,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今年7月1日已生效实施。但是,从发布和实施之日起,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社会各界,对于两个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提出的问题多多,质疑种种。诸如,有人说中央发布两个规定,     

我国不起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严刑的前提下因时而赦的思想、宽严相济思想、严格的控告受理制度,是我国不起诉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石;新中国建国前后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刑事政策,是中国不起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1956年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规定了免予起诉制度,1996年3月刑诉法修正案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     

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两点思考

<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推向新阶段。当前,根据《意见》的规定和精神,针对试点工作中暴露出的律师资源不均、经费保障不足、工作衔接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以及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     

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

刑事诉讼法律观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法执行的质量和效果。从刑事诉讼法的性质、价值、证据的适用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方面转变刑事诉讼法律观 ,对于刑事诉讼法的正确贯彻和执行 ,推进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