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制度演进:重要变量与策略选择

文章就国家监察制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反腐败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监察法》的实施,提出了两个重要变量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一是监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即监察机关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的趋同化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二是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即监督职能与调查职能的均衡性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并分析当前导致这两组变量不平衡的内在原因,提出如果不及时通过再平衡策略调整这两组变量,有可能导致监察制度变迁背离我们预设的制度目标,最终影响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巩固和发展。     

善食堂3年：一个人的慈善

2月7日，元宵过后第一天，善食堂义乌店开门迎客。新年里，店里从过去的免费提供早餐调整为免费供应午餐和晚餐。这一消息迅速在食客口中传开。     

文山会海现象探源

文山会海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现象。针对“游文山，涉会海”的现象，中央多次要求各级政府减少不必要会议和文件数量，但效果欠佳，文山会海现象依然严重，不仅在体制内泛滥，并有向社会组织蔓延之势。文山会海的长盛不衰，深刻地折射出中国政府治理的诸多问题：政策的非民主化议程、     

依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腐败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从不断披露的惩腐案例和高频率的出台廉政规制,即可窥见一斑.但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通过强有力的反腐决心和一定的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高发性腐败问题.但总体而言,腐败与反腐败,始终存在此消彼长,腐败行为仍处于高位频发趋势.这其中,依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的腐败行为,清除这类腐败行为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严重侵蚀,至关重要.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基于定律视野的反腐败进路

把握腐败行为特性及其形成、演变规律,是反腐败政策设计的前提。通过定律作为分析工具,有助于分析纷繁复杂的腐败生态,揭示反腐败政策的内在机理的视窗。运用两元性定律剖析公权力为什么呈现纷繁复杂的形态,以及权力腐败源自公权力内在属性的倒错;运用路径依赖定律研判在路径控制要素的掣肘下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发展愿景实现程度;运用"奥卡姆剃刀"力图破解当前反腐败制度爆炸所带来的新问题;运用戈森定律分析腐败的动机。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

正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形势下全党务必坚持的基本方针。以"两创"方针为指导,着力于两方面建设:第一,汲取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

正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需要实行反腐败再平衡策略,这就是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就与挑战的分析,力图找到影响反腐败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平衡因素,并提出反腐败斗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路径选择: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消除政治隐患与消除经济社会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