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人权观

论邓小平的人权观武汉大学法学院汪习根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着尖锐对立和根本分歧的一个焦点问题。西方某些大国奉行“人权外交”政策，为达到以“人权”作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的目的，在人权理论领域颠倒是非、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造成极坏影响和严...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超越既有学术观点,在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中厘清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是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的首要前提。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客体维度的法治中国聚焦于从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二元对立转向互信、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与治理格局,致力于构建友爱的党民关系、友善的政民关系和友好的法民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养成与现实创新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旨在谋求中国在全球的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管理权和法治发展权。     

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价值定位——基于“宜昌经验”的实证分析

法律价值定位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前导性问题,对实践试点样本的实证分析有助于经验的系统化、模式化,而在学理上厘清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定位则是防止实践偏差的关键.在法本源上,坚持情理与法律的融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在法理念上,坚持规范化管理与人性化服务的统一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理基础；在法价值上,坚持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相一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导向；在法运行上,坚持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力相结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要求；在法政治学上,坚持权力之治与众人之治的沟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治理之道.     

论法治文明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与作用的必然产物。法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工程,其中,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先导;法律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载体;社会主体行为,尤其是权力运行行为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根本归宿。     

论法治文明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的崭新成果。其中 ,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思想先导 ;制度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承载力量 ;政治行为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因素 ;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终极价值。     

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模式构建

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国在当前转型的大背景下,亟待解决治理的本土化和实践化难题。应当深入剖析现有治理理论的内涵、外延及特征,克服治理理论的局限,立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维治理主体,分别解析三个主体的特有属性,按照各自的特定规律分门别类地构建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治理路径,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的法治治理体系。     

陪审制度的比较与评论——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模式为样本

作为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形态,陪审制改革是当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司法改革的一个新动向。日本的裁判员制度、韩国的国民参审制度、台湾地区的观审员制度作为三种典型样态,在合宪性和法理上存在严重分歧,令人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应该从程序民主的内部技术视角而非局限于外部系统来回应民意与情理,以陪审制度的完善疏通司法为民与司法公信的法定化、程序化管道。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竞合的投机机制是不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论执政的合法性及其实现方式

法治的中国特质之一在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而依法民主执政是这三者结合的基本方式。它不仅奠定了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也要求在法律上强化执政的法律渊源及其关系模式、确定权力的法定形式与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