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制度运作构思

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平与正义，有必要实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制度运作的核心在于，量刑规则的建立、量刑建议内容的详细而具体且在判决书中予以全部表达、量刑建议的庭审吏锋这三方面内容的确立。     

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自助的工作,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因而是政府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能.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比较低下,主要原因是社会工作没有实现职业化、政府职能缺位和错位.只有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切实提高社会工作效能和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综述:基于合作网络治理的分析视角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养老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既能使家庭养老功能得以强化,又能弥补机构养老之不足。研究以合作网络治理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法律治理

中国传统城市治理范式的特征是理性官僚制治理、组织化治理和管理型的法律治理。传统城市治理的根本思路就是去复杂化。随着中国深入融入全球生产链,中国的城市也日益分化成超大规模城市与中小城市两种类型。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挑战同时呈现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功能分化趋势。个体选择可能性的增多及其偏离效应的放大,既带来创新效应,同时也导致了治理风险和秩序隐患。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必须同时兼顾社会安定与创新两个要素。超大规模城市法律治理的新范式应尊重社会功能系统的内部运作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     

困境求生 功在人和——沈阳市部分企业厂长、党委书记谈治理整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当前的治理整顿中,企业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资金短缺,原材料、能源紧张、市场疲软等困难,如何发动职工群众艰苦奋斗,渡过难关,是每个企业面临的严峻课题,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严峻课题。2月9日,本刊编辑部和沈阳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邀请沈阳市部分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就治理整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现将他们的发言摘登如下:     

我国“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以我国37种教育学核心期刊收录的127篇“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研究为分析对象,从期刊刊载量分布、作者-机构分布、关键词聚类、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以及突变词等角度展开文献计量分析并绘制相应的知识图谱.研究结果揭示了当前我国学者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现状、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前沿.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下）——由中国法律的实效性问题检讨司法权的性质

(接上期)四、三权分立理论的再检讨——从法律的实效问题入手在我们介绍的三种司法权概念式样,即三权分立视角的司法权,市场自由主义视角之下的司法权以及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司法权式样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三权分立视角之下的司法权概念和市场自由主义视角之下的司法权概念,虽然具体含义不同,但是其被接受的逻辑却是相同的。对这两种视角的接受背后都有一种民族主义,并且都属于广义的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法社会学视角的司法权概念,注重司法判决的实效性,对这两种视角的司法权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其完全忽略了对司法权和立法权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     

1965年的文化部大改组

在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国务院文化部曾进行过一次大改组,与未改组前的 “文化部相比较,改组后的文化部曾被人称为“新文化部”。“新文化部”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也就一年左右,但由于它正处于新中国最动荡那个时期的前夜,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那么,为什么要对文化部进行大改组?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它与“文化大革命” 有什么联系?我们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上）——由中国法律的实效性问题检讨司法权的性质

1906年的清政府官制改革,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①。司法制度作为一种独设的制度由此被写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随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现代意义的司法制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成,对中国的社     

母亲放心了

仲夏的一天,我从祖国的北京,来到香港.我和居住在台湾的母亲相约在那里见面. 我本来也生在台湾.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为了谋求职业,和母亲一起带着我来到大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参加了工作,第二年,父母又迁回台湾.我已是五十五岁的人,可是我和母亲分离却已有三十七年了. 一九八○年初,我头一次得到了在台湾的亲人的消息: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仍健在,五个妹妹均已成家;还有一个弟弟是母亲到台湾后生的.七十多岁的老母知道我还活在世上,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但母亲总担心我在大陆穷困,难以度日.老人家通过亲戚带来的头一个口信便是:“实在不好过的话,就想办法出来吧!”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