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检力下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兼谈社区检察工作的探索和思考

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则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而社区检察室的设置则是检力下沉的时代载体。社区检察室的职能定位应当突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工作模式应当适合社区检察工作的长期发展趋势,布局方式应当在"全覆盖"前提下精心组织规划。当前,我们应当从建立健全内外部工作机制、加强社区检察室的队伍建设和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三个方面完善社区检察工作的配套机制。     

新世纪我国应急管理全面进步

<正>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应急管理的体制、预案、机制、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全面进步,并持续推进向风险管理的转型。顶层设计趋于完备,应急管理的体制日趋完善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制日渐成熟,优势明显。目前我国"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制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发挥出显著的优势。     

基于供需弹性计量的消费税税负归宿分析

消费税的税负分布情况直接影响了消费税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构建测量供需弹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3年-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以烟、酒、汽车和成品油为例，实证考察了我国消费税的税负归宿。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承担了烟、酒消费税的大部分比例．汽车和成品油消费税基本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平均承担。     

美伊关系难有根本改善

美国与伊朗自1979年交恶以来，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贯穿于两国关系的全过程，进入21世纪以后，伊朗核问题更是成为两国斗争的焦点。今年6月，伊朗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当选总统，美伊双方出于现实需要，伊朗核问题出现松动的迹象。然而，美伊关系仍然难有根本性改善。一方面，美伊双方在伊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均受国内强硬派势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当前的中东形势——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力量、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世俗阿拉伯力量和美国盟友以色列四股力量角逐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也不利于美伊关系的改善。     

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态：路径演变与困境突破——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以产业为核心的特色小镇建设，关键在于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当前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态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的路径演变，即生产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生产、商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交织与互动，柔性需求引致的产业交叉共生网络，以及产业、自然、社会、政务生态系统的区域耦合。通过对嘉兴特色小镇的调查发现，产业生态建设中最突出的是产业生态系统的“融合”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加快特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链整合，弥补社区角色缺位引发的“空镇”现象，建设高凝聚与粘合能力的新型文化共同体，强化政务服务和政策供给的有效导入等。     

英日双语专业学生学习观念调查与研究

以某大学大一至大三共152名英日双语专业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自身学习体会等方式对于各英日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观念以及不同年级间学生学习观念的差异变化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英日双语专业学生学习观念既有普遍性,也有差异性。英日双语专业学生学习观念会随着年级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欧洲形势

欧盟策划了乌克兰“颜色革命”，但难以掌控乌克兰局势发展的情势，暴露了欧盟以下不足：经济持续低迷无法满足乌克兰财政援助的要求；难以采取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外影响力下降；就业形势恶化，生活水平下降，极右势力上升，欧洲民众对欧盟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经济强国建设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在新征程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分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是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在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区分城市和城镇,从而厘清城市化的本来含义。这涉及两个概念的更新:一是城镇化不能代替城市化,二是城市化不能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推进城市现代化,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     

《民法典》背景下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2条明确赋予了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的权力。行政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打破了“合同成立即生效”的一般原理,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合同自由的边界。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属于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其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可能存在影响私法自身的内部逻辑、行政权不当越位、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等制度隐忧。对此,应当寻求符合管理目的的唯一与最优选择,通过行政审批合理管控合同的履行,并依法对行政审批权的设定作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