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执法到诉讼证据——以检察机关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视角

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据的属性,而且,不会突破现行法定证据种类。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效力,对检察机关既是机遇,也有挑战。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资格,必须规范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确定事前告知义务、完善始后全程和档案保存制度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基于其特殊性,应该在示证提起权、举示决定权、示证过程等方面作特别规定。     

WTO规则下美国关税法337条款合法性研究(下)

四、337条款在WTO规则下的合法性分析——将继续引发争论GATT的两个案例在一定范围内对修订前的337条款是否符合GATT1947的问题进行了审查,但在WTO成立以及337条款进行修订以后,现行337条款是否违反WTO各项规则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与WTO宗旨相冲突的说法值得商榷《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序言中规定了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现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制度缺乏有效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检察机关依据现有法律难以有力开展监督活动。如何规范与控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行使,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成为当前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广泛探讨的热点。首先在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运行现象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当前有关监督工作的不足,包括监督范围的问题、监督模式的问题、监督方式的问题、监督时间的问题。然后,从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出发,立足完善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三个部分提出完善的具体建议。     

犯罪结果分层与罪过形式的确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个罪故意、过失等罪过形式的判断标准向无定论。本文从对犯罪结果进行分层着手观察,认为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定罪性犯罪结果和量刑性犯罪结果,其中定罪性犯罪结果是表征个罪具体法益的犯罪结果,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故意过失心态,就是个罪的罪过形式。各种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心态非常复杂,常常与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不同。分析各种情形中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所持主观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决结果加重犯、包容犯等诸多问题。     

抗疫先祖东晋医药学家葛洪

葛洪(284—364 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汉族,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东晋著名医药学家.他出身于江南士族,其祖父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葛洪少年好学,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十六岁开始博览经、史、百家典籍,擅书法,以儒学知名,曾参与镇压...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是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凝结了毛泽东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忧患思考和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赶考”精神,要永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人民“考官”地位,以永不懈怠的“赶考”精神破解“两个大局”的时代考题。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是以具有不良行为的偏常未成年人为对象、以矫治教育为目的,从犯罪一般预防的宏观体系下发展而来的犯罪预防制度。我国临界预防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明确区分不同矫治对象、合理设置矫治分级措施的原则,牢牢把握对偏差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处分的核心要义。在政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构的宏观协调下,引导学校、教师、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长和专门学校之间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高预防效率。针对严重不良行为性质恶劣、屡矫屡犯的偏常未成年人,还应当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通过扩大重罪处罚的年龄范围,为临界预防的矫治教育措施赋予强制力和约束力。     

劳动力培训与外出的社会动员思考——以新疆柯坪县为例

柯坪县是位于新疆南疆地区的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地处戈壁荒漠,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该县属严重缺水地区,全县有百万多亩可开垦荒地,大多数地势平坦,土质优良,但因水资源缺乏,播种面积仅占可耕地的3％,这极大地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其农业区用水主要依靠2处泉水汇流。在民族人口分布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柯尔克孜、回等民族交错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