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法钢纪遏制村级换届中的“躁动”

村级组织换届是各种利益群体的活跃期、信访举报的多发期、干部思想的起伏期。这些情况的出现，既有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责任认识，又有谋取利益、光宗耀祖的功利心态；既有正视换届、接受挑选的积极思想准备，又有担心因换届触及现有利益格局的不适应心理。在这些多种思想叠加、多重利益竞争、多头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基层暗流涌动、各方势力躁动，使村级组织换届“热闹”非凡、“小动作”屡见不鲜：既有家族动员、宗族集结的“亲友团”登场，也有请客送礼、允诺给利的“金钱戏”上演；既有利益结盟、绑架民主的“霸权”出山，也有寻求靠山、上层救援的“特权”逆行；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是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凝结了毛泽东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忧患思考和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赶考”精神,要永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人民“考官”地位,以永不懈怠的“赶考”精神破解“两个大局”的时代考题。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是以具有不良行为的偏常未成年人为对象、以矫治教育为目的,从犯罪一般预防的宏观体系下发展而来的犯罪预防制度。我国临界预防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明确区分不同矫治对象、合理设置矫治分级措施的原则,牢牢把握对偏差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处分的核心要义。在政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构的宏观协调下,引导学校、教师、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长和专门学校之间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高预防效率。针对严重不良行为性质恶劣、屡矫屡犯的偏常未成年人,还应当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通过扩大重罪处罚的年龄范围,为临界预防的矫治教育措施赋予强制力和约束力。     

劳动力培训与外出的社会动员思考——以新疆柯坪县为例

柯坪县是位于新疆南疆地区的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地处戈壁荒漠,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该县属严重缺水地区,全县有百万多亩可开垦荒地,大多数地势平坦,土质优良,但因水资源缺乏,播种面积仅占可耕地的3％,这极大地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其农业区用水主要依靠2处泉水汇流。在民族人口分布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柯尔克孜、回等民族交错聚居。     

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的困境表现为:慈善组织监管主体权责不清,慈善组织自律机制不健全,慈善信息公开制度不明晰和税收优惠作用甚微。英国的慈善法律法规,尤其是慈善监管法律制度独具特色,借鉴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慈善组织,具体在于:明晰慈善监管主体,规范慈善行业自律,保障慈善信息公开,扩大慈善税收优惠和完善慈善司法救济。     

破产程序中未起诉的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探究

在企业破产时,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一般较低,优先受偿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支持了未起诉的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则可能损害广大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否决了未起诉的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则可能损害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文中结合实例和《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探讨未起诉的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循环经济法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法究竟是干什么的?有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它与民法、商法、行政法和社会法等法律部门是如何分工调整诸多社会经济关系的?我们组织发表的这组文稿,结合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任务,从经济法理论到经济法的社会实践,作了比较透彻地阐述,有一定的说服力。特推荐给读者。     

犯罪结果分层与罪过形式的确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个罪故意、过失等罪过形式的判断标准向无定论。本文从对犯罪结果进行分层着手观察,认为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定罪性犯罪结果和量刑性犯罪结果,其中定罪性犯罪结果是表征个罪具体法益的犯罪结果,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故意过失心态,就是个罪的罪过形式。各种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心态非常复杂,常常与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不同。分析各种情形中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所持主观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决结果加重犯、包容犯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