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招呼“

长年失眠使我晚饭后绝对不敢干动脑筋的事。每晚必需找一套电视剧娱乐休息,可合口味的真不好找。《国家公诉》是找来找去才从第四集开始被吸引着看下去的。戏编得好,演得也好。有两个晚上,让我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收获之一是,"招呼"可怕。长山市大富豪娱乐城突发大火,156人在大火中丧生。从中央到省里都很重视这件事。公安机关初步侦查结果是有人故意放火。放火者是与娱乐城老板苏阿福有经济纠纷的     

有罪推定

这是一个以各种形式重复不知多少次的真人真事,但读过之后仍然有感同身受的惆怅:武汉一位18岁时被日本侵略军劫持为慰安妇即性奴隶的袁竹林,不仅在战争期间备受兽军的蹂躏,还在日本投降后遭到自己亲人的凌辱:被扣上汉奸、间谍、右派、贱女人等帽子;领     

忧人的好消息

有些电视广告实在让人生厌,它往往产生反作用。有一段广告说,只要每天喝一小瓶它这种什么液,马上精神抖擞,保证考上大学。我的反应是:谁如果竟相信它,马上放下功课,花重资去买几盒回来,其人的智商肯定成问题。光从这点看,他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只会更加渺茫。     

“九九九九”又如何?——五续歪批水浒

数字不过是一个符号,但是,说不清什么原因,这简简单单的“一、二、三、四”却从古到今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上海公开拍卖电话号码,大概“0”谐音“灵”,“0000”卖到21000元;“2222”音同乐音“来来来来”,卖到37000元;而“8”更是交关受欢迎,“8888”卖价是46000元,据说这是粤语中“8”与发财的“发”谐音的缘故;上海对“8”都那么入迷,香港、广州更不在话下,车牌、电话     

那么勇敢,那么深刻

少年时代,我爱读巴金的《家》、《春》、《秋》。“文革”以后,巴金的《随感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出一本,我都设法买来读;买不到就借。今年趁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重印的机会,我又读了一遍,仍然津津有味。 巴老的书,特别是他一头一尾这?本书,使人灵魂纯洁,努力向上。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附录部分,有一篇反对柏杨的文章,同时也骂“五四”和巴金。认为     

习惯

一咱们的机构是越精简越庞大。解放初期在县委工作,整个县委机关不过十多人,一个部连部长只两三人。如今县委宣传部下面还分科,少说也得十来二十人,比原先整个县委的人还要多。60年代到农村搞那场有害无益的“四清”,小队干部不过五人,大队干部稍多几个,也不到十人。如今变村,大概也庞大了;但恐怕了不得也是十人八人吧?因此,读到一篇文章说,安徽某村“少数干部无视中央有关规定,强行扣留农民向粮站交售油、粮的全部钱款。一部分农民找村干部说理,反遭村里雇用的被农     

也来『估计』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终于对“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在反‘右派’和‘文革’中的遭遇会怎样” 这个人们猜测不休的问题作出一个权威性的答复。这个答复来自毛泽东在反     

知易行难

孙中山有感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不肯或不敢行动起来的弊病,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孙中山这一学说,有人赞成,有人利用,也有人反对。胡适撰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知难行易”说,鲁迅将之概括为“知难行难”。此外,会不会还有人提倡“知易行难”呢?不得而知。但是,从程维高案处理的前前后后,我觉得“知易行难”说肯定站得住。报纸揭示,在河北,“南京二建”特别吃得开和为什么特别吃得开,是个公开的秘密——他们同曾当过南京市委书记的程维高有不同寻常的关系。石家庄市民和一些干部,早就知道其…     

名家谈杂文

说人话,不说鬼话 邵燕祥 说人话,不说鬼话:这就是我的杂文观。 其实又何限于写杂文;写什么文字不要说人话? 其实又何限于为文;作文即说话,一个人难道不是时时处处都该说人话? 但因有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对所有人都是满嘴鬼话,写成文字则满篇鬼话,才显得人话可贵！ 文采,艺术性,思想性,诚然重要,“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但首要的,须是人话。 什么叫人话,是不须解释的了。 1996年2月11日     

“机要秘书”鸳鸯

“机要秘书”鸳鸯●牧惠有一种评论家说，贾赦看中鸳鸯，要娶她为姨娘，目的是从贾母那里多占一份遗产。很难从小说的描写中得出证明这种臆测的情节；但是，鸳鸯的特殊地位，却是不在话下的。一次李纨评论贾府中的人物，很强调鸳鸯的特殊地位：“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