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戒毒康复机制研究——以贵州“阳光工程”为分析样本

贵州“阳光工程”是该省部署实施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活动的统称.这一样本表明:省市一级政府具有调动人力物力,整合政府管理资源的优势；社区戒毒被放在强制戒毒体系核心位置,能实质转变以管代治的传统观念；在社区戒毒中突显就业安置和生活扶助两大要点,符合戒毒规律；积极引入中小企业力量代表了强化戒毒效率的向度.目前如何实现政府、企业与就业人员的共赢,保持社区戒毒康复机制运行的后劲,仍是摆在决策者和管理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应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以许霆案为视角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霆带着内有175元的工资卡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ATM取款机上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事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取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携款潜逃。     

论行刑权运作的两种趋势

高度集权、独立的行刑权体系,无法根除现有行刑运作中的弊端,相反它可能与裁判权运作产生磨耗,影响司法独立.保持行刑权设置的现有模式,充分发挥裁判权的调配力,则有助于松动整个刑罚板结的现象,实现行刑机制的良性运行.与此同时,一种与社会亲合的行刑权形式更符合法律运作的原理.以司法中立为基础实现执行权的社会化,不同于行政控制下的开放性行刑.它经过了中间权力的过滤,能够增进社会对制度机制的信任,保证出狱人真正回归市民社会.     

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

刑法修正案(八)在限制减刑的同时,犯罪化、刑罚化的取向明显,监禁人口增加和场所周转率下降将陷监禁刑的执行于极度的被动;鉴于当下现制依重于减刑已不适应行刑需要,废除减刑代之以假释又不能解燃眉之急,应对之策是:一方面在节制减刑基础上,清晰适用对象和条件;另一方面为加大假释力度,设置过渡场所和尝试电子监控技术,或能走出监禁刑执行的困境。     

记载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为分析样本

在当代法治社会,利用强大的制度记忆能力完善说理机制必须寻求定型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数易其稿,三度修正《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或者量刑指南)正是试图通过规范量刑步骤和方法重拾法律人的信心,重树司法     

对醉驾入刑司法效果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A法院相关审判数据及判例为主要样本

在超大城市基层法院管辖范围,醉驾刑事案件数量一度仅次于盗窃案件,入罪主要标准是驾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醉驾因交通事故和纠纷而被消极发现的高概率表明仍有大量的犯罪暗数;醉驾入刑虽能约束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犯罪人却大多没有犯罪感;与公众报应犯罪诉求不同,缓刑且被重处罚金符合犯罪人的预期;醉驾人多属家庭及社会经济的支柱,作为轻罪和法定犯,如何避免因监禁受到犯罪感染,对于一定时期无交通违章和违法行为的,如何消灭前科记录,都是刑事法机制后续应予解答的问题。     

农业补贴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农业补贴是我国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国策,目前基于产量和收入提高的农业补贴政策对环境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如农业补贴影响农业的种植结构和面积、降低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使农民肓目追求“石油农业”等。为此,政府应把农业补贴措施与环境保护挂钩,实现农资补贴向生态农药、生态肥料倾斜,粮食补贴与农产品质量相结合等措施,使农业补贴政策担负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与环境保护的多重目标,向“绿色补贴”转变。     

减刑运作与刑罚合同弹性

减刑是实现刑罚力度合理调整的关键性技术.因此有必要用合理的分数配置和量化标准,综合运用多种考核手段,体现法律公正;为明示法律对罪犯行为的规导,行刑法应扩大悔罪表现在必减条件中的含量在细化并适度放宽可减标准,提高可减适用率的同时,设置可减裁定的撤消和更改程序防范风险.此外,行刑法应针对必减的适用,拓展罪犯的请求权,对触犯抢劫、盗窃等特定罪名的,刑期在三年以下的短刑犯,宜适度放缓减刑频率,缩小减刑幅度,形成刑罚的合理强度.     

也是犯罪与责任相均衡——对附条件“犯罪赔偿”的价值分析

特定前提下，因犯罪人赔偿局部或全部替代刑罚仍是对其归责，更多情形下的犯罪人赔偿得到宽恕在于其有效救助被害人和修复犯罪侵害，附条件肯定犯罪人赔偿的法律效果还可能创制、混成直至定型更具特殊预防犯罪效能的新刑种和附随性处分。但为了避免“只求息讼，不问曲直”甚至贿买司法，有必要在现行刑事司法机制中探索合理的赔偿方案；借修改刑诉法之际建立量刑程序，将商谈与质证机制一并引入法庭活动；通过周密论证完善刑法，定型包括赔偿情节适用要求在内的量刑规则。     

政治文明建设与监狱制度发展

制度、组织、意识、行为等政治文明要素决定了监狱制度须与法律观念先导、公众意识跟进形成良性互动。目前，通过理顺监狱体制，争取国家财政金额保障，实现收支两条线；借狱务公开之势，完善科学文明管理制度；突破监狱“场域”概念，尝试行刑社会化，应视为推动监狱文明进程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