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及其消解

分权的政治逻辑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克制与谦抑以维护多数主义的民主价值,然而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法官解释的能动性成为既成事实,通过司法实现正义又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法治追求。分权逻辑与解释学逻辑在话语上的对立构成民主与法治的张力,形成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这从根本上缘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内在的结构矛盾。在美国司法语境下,对于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存在着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两种司法哲学的对立,温和的司法积极主义对于法律解释宪政困境的缓解是可行的理论进路。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思辨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实践中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要明确公司法总则中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原则、地位和内涵,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完善公司社会责任诉讼救济,以期在我国立法和法律实践中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系统建构。     

论刑事辨认

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其实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要求,辨认笔录的使用也必须符合证据规范.对此,域外国家立法大都对其进行了规定,司法实践中也不断通过判例对其加以修正;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应当改进我国的辨认制度、明确辨认的法律性质、完善辨认规则体系,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规定辨认笔录的证据效力.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吕日周：游走在快乐和痛苦的边缘

在长治热得发烫的吕日周在太原冷却了。 吕日周先前是长治的市委书记,位置热,谁坐这个位置 都满面红光。其次是媒体爆炒让他升温,吕日周在长治 的激进改革被报道后,他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03年2月,他从长治市委书记的位置退了下来,到太 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除了一些 会议报道提到他的名字,他再也没能吊起人们的眼球, 他的喜怒哀乐再也不为人所知。     

人权哲学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及其保护

在人权哲学的视野下定位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是受刑人权利的本质,也是受刑人权利研究的逻辑起点;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也因此展现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法定权利和因受刑人特殊身份为矫正需要而被赋予的特殊权利;基于对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本质和逻辑结构层次的分析,受刑人权利保护也必须基于特定的刑事法律关系进行,以程序正义的理念形成对刑罚权的制约和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美国线人制度：运用与规制的双重分析

在美国，线人有不同的界定与分类，线人使用的法律依据有成文法、判例法与内部规范，线人的物建、线人的使用与管理、线人使用情况通报和线人的停止使用等，都由司法部的内部规范加以规定，成文法较少提及，判例法主要涉及到线人使用中的法律问题。在美国的侦查实践中，线人作用虽然十分重要，但线人的使用也存在着巨大风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证据运用问题。     

抢劫案件侦查的大数据方法及其运用分析

作为一种新的侦查方法,大数据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抢劫案件,特别是系列抢劫案件、团伙抢劫案件的侦查。利用抢劫案件发生后通过现场勘查或者其他侦查方法获取的各种侦查要素,运用大数据方法,即数据搜索、数据碰撞、数据挖掘和数据画像进行侦查,常常能够发现案件线索、证据材料,确定侦查方向,甚至能够直接锁定犯罪行为人,侦破抢劫案件。在抢劫案件的侦查中,既要认识到大数据方法的作用与效果,也要认识到大数据方法作用和效果的取得离不开现场勘查等传统侦查方法的支撑和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