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计算的应用困境及其法律规制

在人工智能的视域下,情感计算是感知、识别、模拟、影响人类情感状态的各类智能技术的统称.尽管该技术已经在医疗、教育、商业、就业、执法等领域获得应用,但仍然面临法律、伦理与技术的多维困境.从法律上看,情感计算的应用可能与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形成冲突;从伦理上看,情感计算的终极目标与道德哲学领域对情感自主性的强调不相兼容;从技术上看,情感计算仍然面临着基础理论与实际成效的质疑.为了推动情感计算应用的良性发展,需要从两方面展开法律规制:一是以"轻推"为限度,调和情感自主性与情感计算终极目标之间的张力;二是以风险为基础,按照比例原则对不可接受、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四类应用实施从完全禁止到行业自律的不同规制.     

美国“强奸盾牌条款”评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强奸盾牌条款"的立法运动开始席卷全美。该运动宣告了美国司法传统中对于强奸案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推定适用的终结。它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性隐私。然而,立法上近似于"一刀切"的排除适用却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被告人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辩护权利。因此,美国各州司法机关通过对"强奸盾牌条款"的遵守、变通甚至抵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有关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的适用规则。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判例法实现了对被害人性隐私和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平衡保障。从法律文化视角来看,传统的被害人性品行证据规则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中的基督教情节和性别歧视密切相关,而新的证据规则的确立则与女权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和其特殊的判例法传统不可分割。     

模式转型:新时期的司法公开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院系统着力推进司法公开改革。然而,这轮改革所诉诸的策略与措施仍未摆脱传统司法公开的窠臼——在范围上仅限于审判公开;在理念上忽视激发公众的认知热情;在方式上过度依赖法院自身力量。针对上述缺陷与弊端,我国法院应当开始逐步推行司法公开改革的模式转型。英美法系各国方兴未艾的新型司法公开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