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福利

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福利国家比,离同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南非都还有8个百分点以上的距离。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水平,在养老金缺口的风险中,还有人嚷嚷"养老不能靠政府"这个伪问题(政府只是代理人,不是出钱人),并要警惕"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而在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和权力过度介入市场的复杂背景下,反对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穷人的观点,也显得很     

必须警惕的“官富民穷”

"官(政府)富民穷"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阻碍因素。到现在,酝酿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举国期待中仍未出台。而即使出台,且能发挥作用,对"官富民穷"的局面冲击也不会太大。毕竟,它另有发生逻辑。一是"国有"的资源、资产,其收益一直很难实际地体现为"全民所有",很多半路被"官有"、"官商所有"给截了。人们组成社会共同生活,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成立政府来治理,不是为了把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拿给抽象的"国家"和由他们纳税供养的政府占有,而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并根据权利标准,最合理地在所有人中分配。     

“微博打拐”的困境

"微博打拐"有意无意地忽略拐卖、操控儿童背后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以一种消除既存现象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意图引爆社会的关注。由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发起、网民所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运动,夺去了2011年春节的一部分光芒。但在一种"剧场心理"中正义感和爱心泛滥一番后,参与和不参与运动的人们猛然发现:并没有多少被拐孩子是通过"微     

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有能力避免社会崩溃,这个社会必须具有经得起"有知状态"考验的公正指标,主要包括:稳定可信的游戏规则,得到可信保护的个人自由,可信的共同利益。社会的一个真相,就是权利、利益的博弈。社会生态的恶化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生态重建来消除。在社会博弈中,如果只是一部分人赢,没人愿意一直按这个游戏规则陪着"玩"下去。而在分配权利、利益的博弈中,修改旧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回应现实的挑战,这就是"改革"的重要含义。2013年,中国也许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以及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超越"。     

权利话语的“去道德”真相

这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是非不分的一个秘密,每进行一次"理性化论证",就把道德标准往下拉一次,不断逼近底线,直到颠覆。而同时,它也会加剧一个人和社会的病态,因为一个出卖自我、良知、人性的人,必然想着要去干掉道德,但反过来,道德也会干掉他。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警惕“官民疏离”的生活方式

在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     

菅直人任内能访华吗?

2010年6月4日菅直人出任日本首相后,一直疏于对外国事访问,除了当月赴加拿大参加G8峰会和G20峰会,9月出席联合国成立65周年特别峰会,10月前往布鲁塞尔出席亚欧峰会、到河内参加东亚峰会,11月出席釜山G20峰会,以及今年5月去法国多维尔参加G8峰会外,对美、中、俄等大国的访问都付诸阙如,尽管这些国家首脑都曾邀其来访。     

梅德韦杰夫的“投名状”

9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该党主席、总理普京借总统梅德韦杰夫之口,道出了一则"不是新闻的新闻"——普京会在2012年回锅任总统。随后,普京提议梅德韦杰夫领衔统俄党,参加12月4日议会选举,暗示将视此功劳为梅氏出任总理的"投名状"。表面上看,梅普只是彼此调换了位置,但强人普京回到他干过两届8年的总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