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如何穿越乱象

社会上普遍的互不信任的风气,在国内慈善界不是没有,而是更加突出。如何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里,收获别人的信任?尤其是慈善领域,没有信任,一切都无从谈起。提升透明度是一个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办法。当下中国内地有2300家左右基金会,有200多万家NGO组织,其中90%以上是草根     

李楯:自己活也要别人活

"孔子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他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谁也不听他的。但他为人的标准绝不在身外,而是只做我认为应该做的。""我们缺乏忧患意识,却有极强的敌情意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64岁的李楯说,"我们只有一对一错,你我不一样,肯定是你错我对;你不改,我就要强制你改,坚持不改,就把你     

基层治理的能动性

正基层治理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认为还是来自基层。但如上级把所有问题裁量权都收在手中,形成不合理的政策框框,既限制了基层的治理能动性,又因基层缺乏政策制订权,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在实际工作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受影响。基层治理包含两大问题,一是治理主体的问题,即"镇治"和"村治"问题,二是对治理主体的治理问题,即"治镇"和"治村"问题。这两个问题缠夹在一起,相互影响,只要一个发生了变化,立刻就会对另一个产生影响。     

河南新型农村社区调查

新型农村社区如果是农民想要的,政府不支持他们也干;若只是政府想要,农民的愿望是派生出来的,则政府要负担成本,农民还有可能不买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个度的问题,还有个时间、地点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最爱旅游?

<正>如果你在生活中已然失去了停下哪怕10分钟,来静享生活之美的习惯,那么你在旅游途中也照样难以停下脚步。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爱旅游的群体。2013年全球有将近11亿旅客出境旅游,而中国大陆是排名第一的客源地,这是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内地赴香港旅游的人数达到4070万人,是2001年内地赴港人数的近10倍,这是香港方面发布的数据;今年有2.25亿中国大陆民众选择在旅游途中迎接马年钟声的敲响,这是春节前中国旅游研     

尴尬的山西旅游业

山西有两大优势资源,即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一般只知道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不知道它的旅游资源更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强化煤炭资源优势,忽视旅游资源优势。1990年代,山西全省各县都配备了挖煤副县长,而很少强调要选拔熟悉地理、历史、文物     

武当山: 净乐宫已失乐,遇真宫将不真?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没有到过武当山的人,可能会以为武当山古建筑群全都在山上。实际上,像“武当八宫”里的“玉虚宫”、“遇真宫”等都在山脚下,“净乐宫”更是远在140里外的汉江边上,均州城内。所以,这些古建筑很容易受到现代人类活动的影响。     

襄樊官场“地震”终局

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因涉嫌经济犯罪,2002年12月初被“双规”,直到2005年8月,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2005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孙楚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孙楚寅一案审理如此之久,原因之一是在查处孙案过程中,不断发现涉案的其他党员干部。2003年10月,有媒体称:“湖北省纪委透露,正在查办的孙楚寅案牵涉领导干部74人,其中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后来陆续公开处理的党员干部达29人,襄樊官场遭遇空前剧烈的“地震”。     

青岛?青岛!

(上篇)青岛,又一个上海?政府不卖地是不可能的,那么多人等着用地;你不卖地,把上上下下都得罪了。青岛与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海滨城市,都是100多年前开埠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海上贸易港     

“反哺”何其难

频发的矿难事故和自上而下推动的整治风暴,使那些常被冠以边缘色彩称谓(如非法煤矿、问题煤矿、“犯规”煤矿、证照不全煤矿、小煤矿等)的煤矿群体一次次映入人们的眼帘。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山西的医院爆炸事故,作为事故嫌疑人的医院总务科副科长,也有煤矿老板的身份。很多事件都在强化着各方面对边缘煤矿的强烈不信任感。在行政治理的轨迹上,一幅幅画面显示了整个治理过程的曲折反复和不可扭转的气势:安监总局局长视察中“重新验过”的怒斥,发改委批评部分省(市)整顿关闭问题煤矿进程缓慢,4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煤矿关闭矿井进度表,关闭数量超过既定目标,初战告捷。另一方面,在边缘煤矿与农村交叉的结合部上,“失落的乡土世界”成了许多人由衷的哀叹。《人民日报》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略显哀婉的语气感叹到:“不知不觉间我们失去了那个母亲般久久伫立的村庄,那个稻田上空白鹭飞翔、群山之间小溪潺潺的平静山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采菊’、可‘悠然’的田园,仿佛它只在文人的意象中存在过。”专题两篇文章对这种陷入生态灾难的村庄也有描写。生态灾难是外在的,内在的则是当地村民与凭借煤矿发家的新富的灾难性关系。当地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残缺破败等问题不可能完全依赖上级政府解决。目光转向新富群体是必然的,这个也是行政治理无法顾及的长久课题。在乡宁“一事一议”这个多少有些政绩色彩的工程里,政府在促使新富充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乡绅曾经承担的功能。根据记者的观察,这种要钱的关系早已存在,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虽然当地新富基本配合政府的行动,但新富的自觉意识的缺乏,行政推动的模式,使得短期效应这个致命弱点无法消失。所以,出现半拉子工程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浆水村的例子则说明,煤矿新富群体需要克服滑向“土豪”群体的危险。我们现在无法主观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充当开明乡绅的意愿,但从其行动轨迹上说,对权力庇护和暴力行动的依赖,这种依赖的有效性,决定了他们是可以扔下一个烂摊子而远走高飞的,而留下过度依存于小煤矿经济的一个个村子。在大规模整治风暴之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加突出。这正是在关闭类似煤矿后遗留给当地的新课题。(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