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韵超“勇救周恩来夫妇”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1999年 1月 10日《辽沈晚报·北方周未》刊登、3月 2日《作家文摘》转摘的《党史“活化石”唐韵超》一文中 ,第一节是“勇救周恩来夫妇”。内容是说 192 8年 5月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经大连遇险的事。文中生动地描述说 :192 8年 5月的一天 ,周恩来、邓颖超扮成古董商夫妇 ,坐日本的轮船来到大连。按事先安排 ,唐韵超带领周恩来夫妇来到码头附近的一家实为我党地下联络站的“铁匠铺”。不料 ,周恩来夫妇走进房里不多一会儿 ,一名日本水上警探便衣就暗中跟了进来。警探从兜里掏出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照的肖…     

一盏马灯的来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

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仿建的西花厅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旁边的标签上注有“长征路上用过的马灯”几个字，不由让人顿生敬意。 　　这是一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产品。上边“德国造”三个汉字还能清楚地辩认出来。“德国造”不使用德文，似乎让人怀疑它的真伪。据此，有关专家介绍说，二十年代，许多国家在上海占有租界，他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向我国渗透，马灯生产于德国，在上海的租界，销售对象是中国的消费者，所以就在马灯上锻压了“德国造”三个字，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 　　马灯是一件普通的日用品，…     

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情谊

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世人公认的模范夫妻。人们很少知道,周恩来的初恋女友不是邓颖超,而是张若名。关于张若名,本刊在今年第2期发表了《张若名———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人》一文,介绍了她在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本期发表的这篇文章,读者将寻着周恩来与张若名之间的战友情、恋爱情、挚友情这一人生轨迹,了解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情谊。     

血沃中华满门烈——访革命烈士女儿孙新世

一个枫红草深的秋天,我如约敲响了北京一幢楼房居室的门,拜访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烈、我党早期党员之一的孙炳文同志最小的女儿孙新世.孙新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她头发花白,饱经风霜,但精神饱满,身板结实,性格开朗,待人慈祥而又和善.老人听说我来自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十分兴奋,就像见到了久别的家里人一样,一趟又一趟地从房中拿出瓜子、广东月饼、新疆梨和开心果等食品,招待我这个第一次登门的客人.“青山处处埋忠骨”当我简单地汇报了周恩来家乡淮安有关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情况后,就直率地告诉她:“孙老师,我曾去过北京西北郊的万安公墓,找到您妈妈的墓.因为那墓的碑文是周恩来生前题写的,所以还拍下了照片.”     

周恩来邓颖超何来订婚照?——存真求实话本相

1996年8月8日《报刊文摘》头版刊有一则摘自8月1日《广州日报》的消息:《周恩来邓颖超订婚照将公开》.消息还说,由邓颖超在津同学与同事张广煦收藏的这批资料将由其儿子张文藻捐给天津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其实,凡是了解周恩来、邓颖超两人相识、恋爱和结婚经过的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俩不可能有订婚照.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相识的.当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只有15岁.名字还叫邓文淑.后来,周恩来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获释后即去了欧洲.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是相识和短暂地相处,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谈情说爱,也就更谈不上拍什么订婚照了.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国内的亲友、同学们通信,而收到他信最多的人就是邓颖超.通信多了,彼此的了解也就加深了.“周恩来主动向邓颖超求爱,并要求尽早得到她的答复”.邓颖超后来回信答复了.因此.他们“是在通信中确定恋爱关系的”.如果这时他俩就算订婚的话,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天津,怎好拍订婚照呢?1924年周恩来回国到广州投身火热的大革命运动.他于1925年1月趁上海出席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机会托北京代表高君宇当“红娘”捎信给邓颖超,这时,邓颖超也因在天津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遭反动当局通缉.     

《亲属眼中的周恩来》一文有误

近读1997年第一期《党史纵横》的《心中无我身系天下—一亲属服中的周恩来》一文，发现文章有几处与事实不符。其一，该文所说“周贻谦是周殿魁的三子、周保章的祖父”，是不对的。据《周氏家表》，周贻谦（光名贻德，后改名济渠，字之）是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字敦南）的独生子，按绍兴《周氏宗谱忖已载肩周家五十房大排行三，所以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谱名骏龙，后改名攀龙，字云门）是周贻谦的四伯父，而不是父亲。其二，该文所说“周恩来习惯地被他的后辈们称做七伯，外人还以为周恩来排行在七，其实…     

周恩来和乌兰夫

周恩来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理,乌兰夫是蒙古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斗争和建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风华正茂相识异邦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28年夏天,当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是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寸心冬夏仰西厅』--佛教大师赵朴初与周恩来夫妇的友谊

1994年9月7日,江苏省淮安市委、市政府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活动,赴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赵朴初大师与周恩来总理生前相交很深,市领导拟向他汇报一下淮安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设想并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我们通过周恩来的嫡长侄女、时任《华声报》社副社长的周秉德与他联系。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赵朴初老人得到信息,即向医生“请假”,要见一下来自周恩来家乡的客人。     

周恩来与“站起来”的中国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外交部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新中国的外交》的讲话。在这篇关于新中国外交方略的纲领性文稿中,周恩来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这是周恩来对旧中国一百多年屈辱外交史作的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总结。这一总结也是旧中国外交的终结。但是,要把积贫羸弱的中国外交办得“站起来”又谈何容易。周恩来以他聪明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谈判经验,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挫败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破坏,维护了我们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独立的尊严。其中对苏、美、日等几个重要国家的外交工作更是做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南迁淮安

2003年第12期《党史博采》刊载了一篇《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拟迂淮阴》的文章。但据笔者所知,当时党中央计划南迁的地点是淮安而非淮阴。 1982年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王阑西同志到淮阴检查工作,我曾亲耳听他说了两件事,一是黄克诚关于要求地方党史部门尽快调查清楚1941年春发生在淮安茭陵大胡庄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另一件就是关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