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差异性鉴定”现象的原因及其启示

精神障碍的“差异性鉴定”是我国当代刑事司法中发生的一种现象。在理论上分析,这种现象是由精神障碍鉴定证据的诸多内在限制所决定,而从现实来看,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则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使“分散型”鉴定机构体制得以形成,进而使鉴定专家的职业素质难以达到“同质化”的基本要求。     

昭示与回应:多党合作下民主党派的参政

民主党派参政是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新中国建立,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范围、参政人数以及参政职务上均有扩大趋势。最近,中共十八报告延续以往政策,重申扩大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空间。分析其原因,这既有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策略考量。针对中共的这种昭示,民主党派应当作出理性回应。这包括尽快建设自己的代表人士梯队;创造条件逐步培养合格的优秀成员以及强化民主党派内部的权力制约。     

鉴定制度理论研究述评

30余年以来,我国鉴定制度理论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主要反映在数量可观的期刊论文上。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具有热点主题较多、比较研究方法突出和立法建议倾向明显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些理论研究也存在重复研究现象严重、理论化层次失衡以及深度研究缺乏等缺陷。     

日本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利与弊

在近代刑事诉讼发展史上,日本从卷证移送主义转向了起诉书一本主义.在排除预断、防止偏见和构造庭审当事人主义两大预定目标上,日本起诉书一本主义的确发挥了作用,但作用有限.其作用的有限性体现在这种转向以损害实体真实和诉讼效率为代价,而为此进行的改革仍然存在两难境遇方面.由此,日本在移植起诉书一本主义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诉方式改革是有启发意义的.     

比较法视野中辩方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控方提出的鉴定证据或专家证言,两大法系均可以由辩方专家审查并提出证言。但是,这种专家证言的作用力度和作用方式存在不同,由此反映辩方专家在诉讼地位上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由不同法系诉讼功能及其结构所决定。在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中,受制于程序公平,辩方专家是对等于控方专家的同类专家证人;而在大陆法系审问式诉讼中,受制于实体真实,辩方专家是不对等于控方鉴定人的异类专家证人。我国是一个大陆法系传统国家,辩方的专家辅助人应当定位为,不对等于鉴定人的非“意见证据”类的专家证人。     

传唤证人责任的分配机制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对庭审实现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均具有重要作用,而能否保障证人到庭作证与传唤证人责任的分配机制相关。1996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庭审诉讼结构中引入了"抗辩制"因素,但并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传唤证人责     

论死因鉴定权的配置方式

对于看守所内未决犯的死因鉴定,我国实行公安机关初次鉴定和检察机关重新鉴定的鉴定权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存在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可以有两套解决方案,一种是引进死者亲属的重新鉴定申请权;另一种是引入死者亲属的“反鉴定”权。比较两者的利与弊,本文赞同后者。     

“鉴定证据”时代的来临——一个社会学进路的观察

人类诉讼证明经历二次重大嬗变,第一次是由神证转向人证,第二次是正在进行的由有人证中的普通人证言向以专家证言即科学证据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科学证据对其他证明方法替代功能以及科学证据在其固有领域的扩展功能两种方式而实现.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刑事诉讼中司法认知的规制

诉讼证明是针对案件的“中心事实”,而大量的“背景事实”通常无需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这可以通过司法认知得以认定。比较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的司法认知规则,两者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差异。从诉讼制度传统出发,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体例,将司法认知确定为两类事实,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类是法官因职业关系已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