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的司法裁判有力助推营商环境优化

<正>世界银行于2022年12月发布了营商环境项目概念文件（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 BEE Concept Note）,中国被纳入第二批次测评经济体,中国香港则作为第一批次经济体参评。预计中国测评周期自2023年6月至2025年4月,总历时23个月。近些年来,出于工作关系,笔者从2018至2021年,连续4年参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最终磋商,对世行的价值观、     

向公司变法建言

立法向来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认为公司法只要由具有社会强力支撑的立法机关加以颁布,本身就赋予了权威性,则无疑过于简单。公司法的终极目的在于社会福利,其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渊源于立法者所运用的思想和智识的合理性。     

中国“入世”研究热中的反思——以规则为研究视角

对中国“入世”问题的研究，法学研究者具有话语优先权，因为WTO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对其的正确解读只有一种，而这正是长于严谨思维的法学研究者的使命。然而．目前对WTO协定的误读和误解在原则性和技术性层面上同时存在。在原则性层面上，关于WTO的体系、基本原则、“部门法化研究倾向”、论述的行文逻辑等都存在可商榷之处；在技术性层面上，对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反倾销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的理解都难谓尽然准确。因而，对于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反思至为必要。     

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

为公司法规则的强制性或任意性寻求一个抽象的法理判断标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司法理学说和公司立法共同面临的基础性命题。我国新《公司法》诸多法条用语的"暧昧"和"含糊",反映了立法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清晰,对相关公司法规则的属性的设计亦迟疑不决,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尽管公司法对市场的适应性品格经常使其任意性与强制性规则的界限游移不定,但仍然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基础性判断标准。立法时应本着公司法的标准合同机制和合同漏洞补充机制之理念,对公司法规则予以类分,并区分初始章程和后续的章程修改,努力探求公司法任意性与强制性规则的法理判断标准,在两类规则的动态均衡中保持公司法的实质正当性。     

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对于2005年《公司法》中的公司担保规则的理解,均远未达成一致。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该法第16条第1款的属性、公司的内部行为(公司章程和内部机构决议)是否具有外部效力、能否构成诉讼中的请求权基础等。对于近年来公司担保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倾向于判定违背公司章程的担保有效,即便少数案件判处担保无效,担保人也要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这种偏重交易效率、追求司法便利的价值观,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滥权和机会主义心理,忽视了股东、雇员、其他债权人等多元法益的保护。分析表明,第16条第1款应当为赋权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条款,一旦公司担保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提升为法律规定,即具有推定公知的属性,担保权人须承担合理的审查义务,否则应承担不利之后果。公司担保属于处分公司资产的行为,法院须本着审慎保守之立场,方能倒逼担保权人细为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决议。一方面可以减少争端、降低讼累,另一方面则可渐次形成诚实守信与醇厚善良的商业文化,久而久之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进社会福祉。     

试论国资授权经营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国资运营与监管体制弊病丛生,丑闻不断。担负着“管人、管事、管资产”重任、“老板和婆婆”集于一身的国资监管机构面临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发挥着政企分离隔离带作用、旨在使国资监管部门回归监管本位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制度又面临重重困境。所以,亟需完善相关规定,在明确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基础上,妥为构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制度。     

美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与政策困局之反思——兼及对我国金融监管之启示

对美国金融监管困局的反思表明,多年来"做大"金融市场份额即等同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迷思,使美国陷入了监管失效的困境。同时,美国现行联邦和州多重监管的体制,导致监管成本高企、效率低下、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监管竞次"和"监管套利"等重重积弊。此外,过于陈旧落后而不适应虚拟经济形态的的金融法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屡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更直接导致了监管灾难。鉴此,我国必须走出金融法"唯美(美国)主义"之陷阱,信守金融监管保护投资者之基础价值,彻底反思并重构不适应虚拟经济形态的金融法规,并运用"分期治理"之政治智慧推动金融监管框架之完善,将金融监管规则真正还原为市场和技术规则,而不是人际和政治之术。     

后金融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之完善

信用评级机构发挥着弥补市场缺陷、强化金融产品信用之功能。然而,由于巨大的利益冲突,信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预警和信用评估之功效,离期望值相去甚远。亟需通过引入过错推定及市场欺诈法理,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并将其一体纳入金融监管之范畴,让投资者得以像分享阳光般地分享信息。     

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以公司表决权规则为中心

在当代公司法学研究中,效率是一个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尊重情感、伦理等在其他法律场域中可能要被考虑的多维目标,在公司法中无需顾及。因而,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法律经济学,无可争议地成为公司法学研究中最具解说力的分析工具。就此而论,揭示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以公司法的演进路径和适应性品格为基础,反思并检讨我国的公司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对于当前的公司法律变革,将起到思想和智识指引的作用。而作为公司法的基础制度安排,表决权规则的设计更应本着效率之理念进行。     

构建金融衍生工具上市机制的若干思路

2006年1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2条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由此打开了创设和交易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空间。而在目前正如火如荼的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权证作为一种衍生证券,已经为股改的顺利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2006年,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筹建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这些情形均表明,对于金融衍生工具这一具有高风险性、强杠杆性和虚拟性的特殊金融产品,亟需展开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刊特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一组文章(作为中期研究成果之一),分别从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的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属性、金融衍生工具上市机制的构建、金融衍生工具上市地点的选择和考量、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监管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