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证据法的法域范围

法庭科学家和证据法学者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由一种共通的语言划分开来。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彼此关联,但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有着各自独特的构造和演进,关注不同的问题并运用各具特色的认识论。因此,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自说自话的重大风险。该风险的迹象体现在了法庭科学家与证据法学者之间时常沟通不畅。“证据法”的概念对于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而言均至关重要,且在这两个学科中均被高频地运用。本文通过聚焦“证据法的法域范围”之基础概念讨论,希望造成该学科间冲突的个别成因能够明朗化,并诚挚地期盼这样做能有利于法庭科学与证据法学学科之间更有效地交流。     

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

本文重点考察了专家知识与案件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案件审理是一种教育性活动,其间,事实认定者应能够理解、处理和思考证据,并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一过程反映了审理中准确事实认定的根本重要性,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是空谈。专家证据通常涉及一种遵从性而非教育性的诉讼程序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有悖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过程、其形成原因及其后果。若要实现审判的理想状态,那么替代性措施（即所有证据应以教育性模式呈现）则更为优越。如果证据无法以此种方式（教育性模式）呈现,那么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证据所展现的待证事项便无法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保持一致。     

无害错误规则使我们如何了解程序损害规则

本文摘译自Making Sense of Procedural Injury一文中What Can The Harmless Error Doctrine Tell us About The Procedural Injury Doctrine部分。主要叙述程序损害规则和无害错误规则,载于《行政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通过分析安全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几种建构主义安全化研究理论,来解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诠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过程这个问题上,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比注重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更加有效。强调将实践上的变化作为成功构建安全的标准,这就将目标指向了如何将科学认识加以社会构建这一理论工作。把安全化当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构建过程的一个具体案例,这将可能将我们导向一种理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的理论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由行为主体和网络构成的整体构架,一个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新兴现象的知识演变过程,一个文件与言论发挥多重作用的复杂话语体系。此外,要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化进程,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进行比较案例研究,特别是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因为中国在气候政策决策上推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中美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关系缓和推动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例将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框架。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

一欧洲合同法原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履行的种类、不履行、不履行时救济手段以及一系列一般问题 (如适用、任意法特点、概念规定及交易过程中的一般行为义务等 )。该原则第一部分的起草工作始于 1982年并持续到 1995年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在此期间召开 12次会议磋商该部分内容并最终确定了总计 5 9条的内容 (参见 :OleLando ,HughBeale ,PrinciplesofEuropeanContractLaw ,PartI,1995 )。该原则的第二部分起草工作始于 1992年并持续至 1995年 ,委员会就此共召开 9次会议讨论该部分内容。第二部分共计 73条 ,涉及到如下内容…     

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正由美国社会学协会编辑出版的《世界体系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在2013年第2期刊发了康涅狄格大学学者格雷戈瑞·威廉姆斯(Gregory P.Williams)对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访谈。访谈从沃勒斯坦与英国历史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学术思想上的联系与区别切入,追溯了沃勒斯坦学术思想的演进。沃勒斯坦指出,学术范围内学科的划分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一部分。他高度评价1968年     

《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桩桩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就在这年,一份神秘的“总理遗言”轰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这份由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却让当权派惊恐万分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追查的重大政治事件,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牵连者无数……     

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

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     

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