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权利与公正

本书是一部对被征地农民问题、土地征用问题行进行法社会学研究的专著。本书在占有第一手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围绕“征地事件”这一主要场域,以“角色一事件”为分析策略,展现了被征地农民、用地单位、征地部门和村官等的各种作为在法律上的意义。     

食品添加剂：厨房里的“福”与“祸、”

改变我人生的“肉丸事件”那天是我女儿的三岁生日。餐桌上摆满了妻子准备的饭菜。其中,有一个盘子装着肉丸,我随手拿起一个扔进嘴里,顿时僵住了。那不是别的,正是我开发的肉丸。我急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XX生产的吗？”妻子若无其事地回答我“是啊,XX生产的啊”,说着便拿出袋子给我看。没错。的确是我自己开发的商品,那种肉丸作为超市的特卖商品,是一个制造商委托我们开发的。那个制造商采购了大量便宜的肉碎。肉碎就是从牛骨头上剔下来的几乎不能称之为肉的那部分,一般用来制作宠物饲料。     

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之后又迎来了春天。最近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院的建立就反映了这一点（这里是指国立庆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译者按）。自殖民时期（1910-1945）开始，韩国就拥有较长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而导致当前马克思主义复兴潮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资本主义两种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循环的结束，它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尤其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足以击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无法替代的认识，重新激发人们探索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热情；第二，历史上，斯大林主义限制了马克思兰义研究和在韩国的发展，斯大林主义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则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起点铺平了道路。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

宪法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文献之一。但是，它是这样一个文件，即使那些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绝大多数选票支持的白宫候选人，也会按部就班地摆弄它。它给予怀俄明州投票的权重与加利福尼亚州一样多，而不顾加利福尼亚这个由牛仔组成的州的人口数是怀俄明州的七倍之多这个事实。它赋予美国总统根据他的政治见解就可以否决国会两院的立法议案的权力。对于一个共和政制来说，这是反映了当下美国人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匮乏的良方吗？     

作为证据来源的被追诉人——以反对自我归罪特权为视角

一、启动刑事程序之前的警察讯问(一)在警察讯问期间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1.警告要求("米兰达权利")案例一:德国最高法院1992年10月29日判决[被告被判谋杀、强奸和非法拘禁罪。]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以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集中比较和探讨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选择、继受与变通、效果与影响、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原理和特殊意义，     

长征也曾很快乐

从前有位地主巡视谷仓时，不慎将一只名表遗失，因遍寻不获，便定下赏金，要农场上的小孩帮忙寻找。谁能找到手表，奖金500美元。众小孩在重赏之下，无不卖力搜寻。奈何谷仓内到处都是成堆的谷粒和稻草，大家忙到太阳下山仍无所获，结果一个接着一个都放弃了。     

两大法系错误区别中残留的真相

人们常常把对抗制和纠问制诉讼模式的不同作为西方两大法系最根本的不同点,进而依据两个模式又发现、列举出一系列衍生的区别.其中当然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解.达马斯卡在本文中首先考察了自由放任时代两大法系所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跟踪之后两大法系发生的变化来甄别那些已经逐渐消失的区别,最终为我们揭示能够成为根本不同点的特...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