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养选拔高素质领导干部的几点思考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去落实,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确定的发展目标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去实现。为此,笔者就如何培养选拔高素质领导干部有以下几点思考。     

聚焦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 开创新局面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和行动纲领,是奋力推进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和根本指针,也为高等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着力聚焦新思想,拥抱新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居民住房配置模式

解决中国居民住房问题,需要解放思想、调整思路。既要摆脱计划配置模式,也要摆脱市场配置模式,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配置模式。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居民住房的定位应当是消费品而非投机品;应当坚持＂保障基本需求、倡导适度需求、限制过度需求、禁止投机需求＂的住房消费原则。中国住房的配置应当实行＂村民自建、市场购买、政府供给＂相结合的模式,实行＂自建有约束、购买有限制、供给有保障＂的政策。中国居民住房的改善,应当坚持＂适度增加面积,重在提高质量＂的原则。     

统一战线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正处于"关键可塑期"和"重要窗口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一战线若能借力使力,发挥优势,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必将对全面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优势,找出其与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相契合的地方,并更好融入其中,积极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证明责任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受邀的演讲题目是证明责任。我要讲四部分内容。首先,我将解释一下证明责任的传统理论。我还将指出,传统理论如何扩展到并解释法律过程中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排除动议。排除动议是在全部证据举证结束之前终止一个案件的程序机制。简易判决和指令裁决都是排除动     

契约经济学视角的激励扭曲——高校教师任用制度为例

以高等学校教师任用制度为例,分析高校内部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激励特点,利用三角函数对包括高校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绩效测量扭曲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表达,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晋升、评审与终身教职三种任用制度之间的激励强度,最终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了非盈利组织内部采取弱激励的观点。应用在高校教师任用制度中,本文建议采取西方终身教职制的做法。     

香港司法鉴定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江苏省司法鉴定专题培训团2011年8月赴香港作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考察。在港期间有关专家介绍了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司法鉴定制度,使培训团成员全面了解了香港司法鉴定体制管理的成功经验及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状况,对香港同行在将司法鉴定成为控辩双方都可以选择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并实现社会化、中立化过程中,高度诚信体系的建构及鉴定人所特有的严谨、务实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并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让三湘天更蓝水更清

绿色是湖南最亮丽的名片之一。近年来湖南的绿色发展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与信任，被赋予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光荣使命。湖南的绿色发展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同，     

高危人群犯罪的侦防对策研究——以温岭市侵财案件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和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流动人口日益增多,他们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犯罪现象,这不仅严重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给当前社会治安环境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入室盗窃、抢劫抢夺等侵财案件从表面看不如"命案"造成的后果严重,但由于数量多,涉及面广,破案难,已成为困扰群众和公安民警的"大事"。为了提高侵财案件的破案率,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广大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本文从高危人群视角出发,通过基层调研、案例实证、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对高危人群的特点、形成机制、侦查方法、预防控制、信息流转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探索对高危人员犯罪的侦防对策,力求为侦破侵财案件提供一条全新的途径。     

解决与中国的国际商事争端:过去与现在

调解、仲裁和司法裁决作为解决与中国的国际商事纠纷的三大主要机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对调解一贯有着传统偏好,但国际调解效果并不理想。国际仲裁的质量则因当事人所选择机构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法院已经为解决涉外商事纠纷和其他争端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制度和程序框架。但这些改革仍不足以使外国公司确信,他们有一个持续公正和可靠的诉讼机构来解决纠纷。法官和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专业性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