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后人(下)

晚景迥异的孙子孙治平、孙治强 孙治平、孙治强都是孙科在美国加州大学留学期间出生的。孙治平出生于1913年11月16日,其时民国始创建,耳废待举,孙中山殷切期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就给长孙起名“治平”。1915年1月27日,孙治强在美国出生,孙中山又有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所以给次孙起名“治强”。 孙治平、孙治强虽没有经历过其父那样艰辛的童年,但却和其父一样,自幼饱受中西文化薰陶,学识丰富。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孙治强则在南京金陵大学进修。后兄弟俩一起赴美深     

银行货币与印度经济发展

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货币,产生了银行,出现了金融。同时,货币银行的产生,也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但是,随着纸币的出现,货币银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就可能开动印刷机器,扩大纸币发行,从而引起并加剧通货膨胀,最终阻碍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都比较重视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可使人们购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刺激经济活动的扩张。反之亦然。因此,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国家能够调节经济活动并控制通货膨胀。独立后,为促进国民     

深入推进国有农场综合改革——我省出台国有农场机构改革实施意见

推进国有农场改革，是省委、省政府所抓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来，为了促进国有农场转换体制和机制，全省上下稳步推进国有农场综合改革，做了大量工作。目前，这项改革进展如何，效果怎样，如何进一步深化，本期“政策聚焦”栏目组织了一组稿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敬请读者关注。     

德法职业教育培训对贵州的启示

2004年9月19日至3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也强,省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陈敏等一行五人对德、法两国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考察。通过采取座谈交流、参观等方式,考察团对德国达本多夫无线电设备公司等三个企业和有关中介组织进行了参观考察,并利用晚上时间,先后几次集中对考察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加深了考察团对职业教育培训是经济发展之"秘密武器"的认识。 考察团回国后马上给省委递交了考察报告,结合我省实际,对加强贵州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建议。 省委书记钱运录很快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肯定了考察团提出的建议,要求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扎扎实实地抓,务求实效。     

德国人民为争取和平统一而斗争

今年5月8日,是德国人民从希特勒法西斯統治下获得解放的偉大的十五周年纪念日。英勇的苏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灭了希特勒德国侵略势力,挽救了人类的文明,同时也解放了东欧和德国人民,     

印度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

面对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印度的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敏锐地认识到人口迅速增长的严重性,从上世纪末起就大声疾呼控制人口增长。1881年,迈索尔邦首席部长德万·格兰卡鲁在邦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迅速增长的人口可能妨碍生产并导致贫穷的增加。1915年,斯里·柏尔·克里西蒙·瓦特尔的《印度人口问题》专著出版,作者大力提倡限制家庭规模的扩大。1925年,拉古纳什·福勒罗·卡吴教授在印度开办第一个计划生育门诊部。1930年6月11日,迈索尔政府发布了在两个医院建立计划生育门诊部的命令。1932年,马德拉斯大学开始指导避孕服务。同年,印度妇女联     

浅析人口增长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理论上讲,人口增长对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应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就其积极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1)在一个人口稀少而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可以缩短在交通、通讯、社会服务及生产领域中实现规模经济所需的时间,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的那样。(2)在一个政治经济不稳定的世界环境中,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单凭其国内市场的宏大规模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效益,因而增强其政治经济实力。(3)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增长,可能     

崔姑娘遇难获救记(案例故事)

拦路告状 九月的天空,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六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汪世龙和寿县人民法院的张卫同志,身着庄严的法院制服,前往寿县瓦埠乡执行公务,途经铁佛村古中生产队稻场时,突然,斜刺里跑来一位姑娘拦住了他俩的去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拽住     

一个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记嘉农镇党委书记张富华

地处郭沫若故里的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近年来,经济突飞猛进,工农业总产值实现3亿元,跃居全区榜首,名列全市前茅。1994年底镇党委被评为“乐山市红旗党委”。 芬芳四溢的鲜花来自全镇人民的辛勤培育,令人瞩目的成绩凝聚着镇党、政一班人的心血。 桂花飘香时节,我们慕名前往采访,年富力强的镇党委书记张富华介绍     

艺术社会学中的社会学问题

本文作者让·迪维尼奥(1921—)是法国巴黎文学院助教,著有《戏剧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等书。本文译自《社会学国际手册》1959年总第26卷,第137—146页;限于篇幅,本刊选用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