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战略性思维的方法论

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谋略活动,主要是一种宏观的战略决策活动。他在设计和指导新时期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中,高瞻远瞩,统筹规划,谋略全局,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性思维。本文就邓小平战略性思维的方法论谈点浅见。     

“一国两制”是从实际出发的

得到香港问题圆满解决的消息,我们青年学生都非常高兴,但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又感到费解: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岂能容许资本主义制度?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我们逐步弄清了这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告诉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应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就是从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求实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的科学总结和正确反映,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坚持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典范。科学的求实精神在《决议》里统贯全篇,在各个部分、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有生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是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总要不断提出并去实现一定的历史任务。任务固然是人们提出来的,但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提出的。那么,任务的提出究竟应当以什么为依据呢?我认为,只能以所处     

从“民工潮”看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转移

从“民工潮”看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转移吴焕开改革开放唤醒了八亿农民。他们睁开眼睛，抓住命运之神的手，不管前途是畅通无阻，还是举步维艰，踏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漫漫长路。开始，人们用欣喜的眼光目送这一支支队伍。但是，不久，人们的目光便从欣喜变成了疑虑。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广州、北京、海口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车站、码头，突然出现“大兵团”。一批批农民扛着简单的行囊，从火车上、轮船上走下来，汇集成一股股人潮——“民工潮”。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民工潮”。一些人来不及多想，也不愿多想，慌忙翻开５０年代的旧报纸，捡起早已封。尘的陈词，把这些农民统统斥之为“盲流”。我们不难看到这股“民工潮”中到处晃动着青年的身影。找出“民工潮”的成因，探讨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办法，不仅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也是青年工作者的责任。一、改革开放使被旧体制隐蔽起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现了出来改革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生产经营和分配实行“大锅饭”制度，农产品实行统销统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前的农业就象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其实，农民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不得不将就着挤睡在农业这张既简陋又不温暖的“大床”上。当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     

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试评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对如何准确地阐明中华民族的结构,费孝通教授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与探索。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作 Tanner 演讲,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论文,对中华民族结构的全局作了自成学术体系的纲要性论证。     

马克思主义人文发展观的新境界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发展观的生动体现。     

农村社会救助模式的不同选择

文 章分 析 了 我国 各 省 、市 、自治 区 现 阶 段选 择 不 同 的农 村 社 会 救助 模 式 的 原因 ,指出 近 期 东 部、中 部 、西 部可 选择 的 社会 救助 模 式。     

中国应积极参与和推进亚太经济合作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随着欧洲统一大市场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先后建成,世界各地的区域和次区域集团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奋斗者的足迹——记年轻的世界历史学家胡德坤教授

胡德坤教授,湖北随州市人,1946年生。196.4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并留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8年升任教授。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胡德坤教授作为年轻的世界历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     

立法本意与断章取义——对《审批革命烈士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一文的一些看法

《中国民政》今年第4期发表了《审批革命烈士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一文。此文强调只有为国家、集体或为人民利益壮烈牺牲和死难情节特别突出的才能批准为革命烈士。文章认为,对《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中具体条款的引用,必须结合全文去理解,必须从立法的本意、烈士的概念和上下文的关系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如批烈的条件中有一条规定:‘因执行军事、公安、保卫、检察、审判任务,而被犯罪分子杀害或被报复杀害的。’仅就这段话而言,似乎可以不问是什么人,只要他是执行上述任务中被犯罪分子杀害的,就可以追烈。不管其有无壮烈的献身精神,甚至莫名其妙地在岗位中被杀害,似乎也可以追烈。这样,不仅降低了烈士的质量,有损人民心目中烈士的高大形象,也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地为人民利益壮烈牺牲的烈士和在毫无生命危险情况下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被杀害的因公牺牲者失去了区别,这样批烈极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