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和实施,其对刑法37条的修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较为热烈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对"职业禁止"的适用范围、刑法与非刑事法律"职业禁止"关系的理解等。虽然修正案明确了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但对为什么要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以及"职业禁止"设立的意义何在,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刑法谦抑性是处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界限的指导原则,包括"职业禁止"适用范围。刑法谦抑性可以较为客观的区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两者的界限,纠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以"职业禁止"为代表的资格刑的设立不仅完善了刑罚体系,发挥了犯罪预防的作用和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规范化进程。     

试论看守所的法律监督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仅对公权力的正确行使,而且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具有广泛的作为空间。看守所以安全监管、合法监管、合理监管为宗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监管民警有权对在看守所内从事司法活动的机关进行监督,有权制止违反监管安全的行为,以充分履行看守所监管职能,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程序正义。     

刑罚效率价值的理论建构及执行优化

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犯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保持刑罚高效运作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故此效率价值便成为刑罚执行中的基本价值。刑罚执行的效率价值有其独特的含义,并且直接指引着刑罚的适用,抑制着无效、低效的刑罚运作体制。然而,由于我国的刑罚制度设计和执行制度存在着一定缺陷,我国行刑过程中存在刑罚价值普遍偏离的现象,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现有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反思、重构。通过调整立法权与司法权关系,赋予司法权较为充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刑罚执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确保刑罚的执行,进而提升我国刑罚执行中效率价值的实际效能。     

教唆型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

教唆犯问题历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主要因为对其定罪处罚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体现很少，如何能做到罪行相适应，这是困扰我国《刑法》适用的一个难题。教唆型情节加重犯，这更是正确适用《刑法》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