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我国引渡法应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以利于中国刑事司法权的行使.同时应注意:其一,未来的死刑不引渡原则应采取部分拒绝的立法方式,即附条件引渡;其二,应注意彻底废除中国刑法中的绝对死刑;其三,在主动引渡中,我们要充分运用刑罚的转换;其四,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     

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问题

战争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行为之一,在国际犯罪种类中也属于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近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所欲追求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发展了涉及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两个《附加议定书》确立了战争行为采用的规章和规则,并进一步确认了战争罪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模式。因此战争,尤其是国际性的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问题。     

略谈周永康案件的罪与罚

周永康案举世关注.对周永康案的处理彰显了我国厉行法治的治国理念、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和强力反腐的坚定决心.从刑法法理上看,周永康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构成要件,法院的定罪量刑于法有据、公正合理,体现了我国《刑法》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程序上,本案的异地审判、不公开审理于法有据,并充分保障了周永康的辩护权利,体现了个案的程序公正.我国应当积极推进以个案公正为基础的司法正义,从而不断促进刑事法治的完善.     

1999年刑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1999年刑法学研究概况 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学研究经过50年的风雨历程,已逐渐成熟。回首1999年一年来的刑法学研究,总结其功过,反思其得失,无疑有利于把握时机,进一步开拓新世纪的中国刑法学研究。纵观1999年的刑法学研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于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虽然确立了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精神,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理论的具体刑法保护方面也仍有着较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如对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罪过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探究与明确。本文主要从相关的立法评价、司法认定、立法改进三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并结合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相关方面较为成熟的立法及适用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大陆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尽一份微薄之力。     

关于祖国大陆与香港建立刑事司法互助关系的研讨

香港回归加速了其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双方建立适当的刑事司法互助不仅能更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维护 香港和内地的繁荣稳定,而且更可为澳门乃至台湾与内陆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可资借鉴的良好模式。     

论越权刑法解释

在当代中国,越权刑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类推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大敌人,极大地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解释有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层面的存在样态,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规范,对刑法立法而言具有从属性特征."越权"包括越实有职权和越解释权两种类型.越权刑法解释包括越权刑法立法解释和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两大类.本文进一步探析了越权刑法解释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包括建立撤销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方案.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     

论民事赔偿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民事赔偿作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刑法》第6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至2010年2月发布的若干司法解释是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的法律依据。     

论当前刑法改革中的酌定减轻处罚权

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经历了1979年《刑法》中的滥用和1997年《刑法》中的萎缩两个极端,立法上的不成熟是这两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应对其加以修订,以发挥其柔化罪刑法定原则、激活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刑罚个别化等积极价值。从实体上看,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不应成为适用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对案件的特殊情况应作广义理解;从程序上看,现行核准条件过于严苛,宜改为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