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社区司法工作室”：城市基层司法行政便民服务新方式的探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十一次专题汇报会上指出：要＂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把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德国发展报告（2012）》首发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德国发展报告（2012）》首发会于5月20日上午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大楼举行。同济大学校董事会主席周家伦在首发会上致辞说，《德国发展报告（2012）》是同济德国研究中心（基地）推动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它的出版使同济在德国研究领域的出版物形成了系列：从《德国快讯》半月刊，到《德国研究》专业季刊，再到德国发展年度报告。今后，     

广东汕尾,又现律师“会见难”

2012年年底至今,正是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施行期。公众在期待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更对该法解决律师"会见难"寄予了厚望。然而,该法新旧交替时,在广东省汕尾市,北京刑辩律师张燕生等人遭遇"会见难"。新法前,公安拒接材料会见难按照张燕生博客上的记录,第一次"会见难"发生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     

新时期渎职侵权犯罪惩治与预防对策研究

渎职侵权犯罪是一种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职务犯罪,近年来,其危害性虽然逐渐为大家认识,但社会关注度、社会认知度还有待遇提高。本文根据对安徽省阜阳市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现象的量化分析,揭示原因,并提出预防对策。     

从法的可诉性角度探讨人权保障问题

法的可诉性与人权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议题.本文通过对法的可诉性和人权进行详细的论述,然后对为何以及如何通过法的可诉性来探讨人权保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使人权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和救济提供依据.     

“彩票迷”侵吞1517万买中法律“头彩”

只有初中文化的崔军胜,在鲁北一个贫困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先后担任分社的负责人、客户经理,这样的工作本来已让很多人羡慕不已,而他却沉溺于购买彩票而不能自拔,越来越多地把贪婪之手伸向公私款项,一步步滑入罪恶的深渊。自2005年至2011年间,他像蚂蚁搬家一般,以诈骗、挪用等手段侵吞公私款项多达1517万元,全部用于购买彩票以及归还由此造成亏空的冒名借贷利息、股息等。日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挪用资金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崔军胜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非法所得全部予以追缴。     

附条件不起诉之进一步构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化是正确之选。但是相对于附条件不起诉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空间相比,其规定却显得过于保守和谨慎。为此,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从适用范围、考验期限和考验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构建。     

高坠命案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高坠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以及据此推断坠落方式的可行性。方法 收集614例高坠死亡和15例高空抛尸案件,观察尸体水平移行距离与坠落高度以及死者性别、年龄、死亡方式（自杀、意外、抛尸）的关系。结果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随坠落高度增加而增加,各高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水平移行距离随死者年龄增加而减小,在各高度组中,60岁以上与其他年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死者水平移行距离（1.99±0.27）m大于女性（1.88±0.19）m,在部分高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天台坠落比窗户坠落具有更大的水平移行距离;除>20～30 m组,其余各高度组内自杀高坠与意外高坠水平移行距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受坠落高度,受害者性别、年龄以及坠落起点的空间特征等因素影响。     

对我国市场交易信用危机的法律思考

我国市场交易信用危机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从分析经济现象入手 ,揭露潜藏在其后的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法制建设滞后 ;二是法律权威削弱 ;三是法制发展不协调。把克服市场交易信用危机与解决法制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提出三条法律建设意见 :一是建立严格的财产责任机制 ;二是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同步的方针 ;三是建立现代化产权信息制度。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