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

"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要超越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正义观念,而形成一种适用于全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球正义观念。当下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往往从自由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发展权这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模式。但这些模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免于贫困的权利,应当建立一套包括赋权机制、监测机制、合作机制在内的相对独立的权利实现机制。为了确保发达国家履行在贫穷国家免于贫困权利实现方面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应当在国家间指控及和解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司法或准司法制度。     

法律成本论

社会关系不具有人格的形式 ,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也就自然具有非人格化。法律并不是消极的存在 ,因为社会群体对何为正误持有的某些见解 ,甚至背道而驰 ;同时立法者将社会托付给构成法律的权利与义务 ,从这一层面来讲“社会的法律是一个积极的义务负担”1。负担行为的存在意味着收益的倾向。比如 ,某人花 2 0 0元买一辆自行车 ,支付 2 0 0元的价金是负担行为。当然 ,是以取得自行车的所有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权利为基础的 ,这就是收益。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 ,我国基本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 ,但是在立法呈快速发展态势的同时 ,也产…     

守法论要

法治作为一个动态或能动的社会范畴,其基本的意义是遵从法律.服从法律的绝对权威。人们根据法律对权利的初始配置来设计自己的行为,作为法治的要求和标准之一.要求人们建立守法旨趣。现代法治环境的培育,实际是人的守法精神的培育。“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的     

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

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可能因其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而对某些群体造成歧视。实践中,算法歧视主要表现为偏见代理的算法歧视、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和大数据杀熟三种基本形态。为了消除算法歧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制措施。从规制的空间维度来看,这些措施包括原则性规制和特定性规制方式;从规制的时间维度来看,包括事后性规制和预防性规制;从规制的主体角度来看,包括自律性规制和他律性规制方式。在司法审查层面,不同待遇审查和差异性影响审查是两种基本模式。强调平衡“数字鸿沟”,抑制算法权力,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权力的运用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的基本共识。     

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原理与方法

法学界对于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研究源于对以逻辑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科学主义在法学中支配地位的反思和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的兴起。为了确保进入裁判性事实认定领域的社会科学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社会科学必须借助相应的证据规则。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证据的准入标准经历了一个从普遍认同标准到科学有效性标准的转变。社会学解释方法和社会框架是社会科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加以运用的两种方式。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运用应当以法律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或存在"隐藏的漏洞"为前提,找寻法律概念所包含的肯定选项或者中性选项,并遵循比例原则和受到法律规范性质的约束。社会框架的运用必须以尊重本国文化传统和日常基本逻辑为前提,并结合其他因素,以充分发挥社会框架的效力。     

“技术—组织”互动论视角下的中国智慧司法

对于信息技术与组织运作关系的分析主要有技术决定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互动论三种研究进路。技术与组织互动论非常强调技术实践概念。技术实践性主要包括技术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程度、组织的科层结构与技术的科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自身的结构弹性等内容。从具体结构来看，智慧司法主要包括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结构和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司法组织结构。信息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技术刚性在一定范围内重塑着司法的组织结构，影响着司法组织的复杂性、规范性和决策权。信息技术的运用不断受到当下中国司法组织结构的影响和塑造，并不断从组织既有环境中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性资源和嵌入的合法性。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的复杂互动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