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思维范式的演变与发展性社会政策的贡献

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变化是“发展性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思维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引发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将社会政策从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投资，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政策唱主角、社会政策当配角的传统观念。这一新思维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使其从价值理念、干预策略及社会目标三方面完成了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这些成果对建设适度普惠的福利社会将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当前宪法史研究三大范式的反思

随着宪法史研究的学术性回归,当前宪法史研究(中国内地)呈现出思潮史、文本史和学说史三大范式。从整体上说,三大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各自建构了自身的研究价值取向,这为人们认识中国宪法史提供了不同的想象空间。但是,三大范式存在着相互割裂的倾向,并且忽视了制宪或修宪记录的分析。要拓展宪法史研究的发展空间,必须在范式上倡导概念史研究。这就必须打破思潮、文本、学说之间的界限,走向一种融合之道。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用社区能力建设的模式尝试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以内源发展能力缺失的新贫困范式,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帮助贫困社区解决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以克服一般发展理论和方法过于宏观的发展策略、过于注重技术和经济手段的干预而忽视人本身的改变和社区自身资源的利用带来的弊端,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也是需要实践的行动领域。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论保辜制度－－兼评保辜制度因果关系说

本文试图运用现代刑法理论分析古代中国刑律中的保辜制度,阐述了保辜制度的沿革和具体内容,并通过将此制度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比较,指出保辜制度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古代法典中确认伤杀人行为与结果的关系,从而据以量刑的制度,并且保辜制度的着眼点在于伤势的愈合,不在于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纠正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此制度的误区.     

着力推动更高水平法治江苏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近年来,江苏出台《法治江苏建设规划(2021—2025年)》《江苏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江苏省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实施方案》(分别简称《法治江苏建设规划》《江苏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江苏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构建起法治江苏建设的顶层设计格局。2021年11月,省委依法治省办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更高水平法治江苏建设的意见》,明确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江苏的总体要求、重点工作、支撑保障等。推动更高水平法治江苏建设,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其总揽法治江苏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