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塞监外执行的漏洞

据2004年5月11日《黑龙江监狱》刊登的资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2003年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中，对不依法交付执行，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依法提出监督意见7055人次”。检察机关已把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列为2004年工作的重点。     

是法律信仰还是法律权威

张永和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上著文《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指出，最近几年，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的格言在我国法学界得到广泛传播。法学界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只有通过公民产生“法律信仰”，法律才能得到应有的倚重和遵守。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社会冲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犯罪学为视角

我国社会当前相当一部分犯罪是由社会冲突引发的。这种剧烈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政治冲突,而是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交织,公民社会、理性社会尚未形成。因此,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尤其是治理犯罪,不能仅仅依赖刑事手段,应采取务实、多样化策略和技术,并逐步过渡到高水平的法治规则解决方式,即主要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     

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喧等人在《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该项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的局限。在传统的司法制度理念看来，犯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行使，不允许进行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刑事被害人在国家刑事法系统中失去了独立性，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被害人失去了求刑权、量刑参与权。     

习惯决定成功

据2007年9月4日《参考消息》刊登的资料，从前一个人非常穷困，一个好心人见他可怜，就想帮他致富。好心人送给他一头牛，嘱他好好开荒，等春天来了撒上种子，秋天就可以远离那个“穷”字了。     

2004年法学界热点

刘武俊在2005年1月17目的《学习时报》上撰文《2004年法学界热点》。现将其中有关监狱工作的内容归纳、介绍如下：     

制度性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

近日，江苏省召开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会议，会上透露，一些公路收费部门普通收费员的月薪竞然高达8000元，多的甚至超过1万元。公路收费属于简单劳动，收费员月薪能拿到8000元，不但荒唐。简直是对那些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紧缺人才和科技精英的嘲弄，是对社会公平的讥讽和挑衅。     

建设全国监狱新格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于监狱文化研究颇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监狱文化分为表层物质文化、浅层行为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监狱干警群体在长期的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监狱精神。在监狱精神形成的过程中，监狱领导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追求、率先垂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