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走后门

正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来上海访问,临走前找到时任市长朱镕基,请其帮忙给自己买一张飞机票。朱镕基不解,开玩笑地问:"难道我们上海只卖飞机票给中国人,不卖给你们外国人吗?""不,不!"哈里森摇了摇头,说:"售票窗口不但不卖票给外国人,也不卖票给普通中国人。我想回北京,但回不去。"朱镕基一惊。哈里森走后,朱镕基专门到机场去了解情况,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     

宋朝法制文明对我国法治发展的镜鉴

在宋朝法制文明引领下,促进了皇帝与士大夫“法治”意识的提升,即注重培养官民“法治”素质,储蓄“法治”人才,同时重视“民生”领域的建设与“法随时转”。虽然,宋朝的法制文明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与我国现代法治目标有根本性区别,且伴随法制发展,出现了律法冗杂、“重刑”思想加剧等极端性问题。但我国现代仍应对此辩证分析,择善而从,从宋朝法制文明的经验中寻求治理之道,为我国现代的良法善治提供历史镜鉴。     

瑞士反洗钱法律与实践

20世纪前期,瑞士实行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律。根据1934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瑞士联邦法》,当客户不同意披露身份时,银行就不能向监管者和执法官员提供相关信息。如果违背了保密关系,则要承担民事赔偿。《瑞士刑法典》也规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客户身份信息。不正当的披露行为可能会被处以监禁和罚款。在这一阶段,反洗钱立法中关于披露客户信息的本质和要求是明显与瑞士银行法和刑法的法律原则相冲突的。瑞士银行业所奉行的严格为顾客保守金融秘密原则加上全面周到的服务.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

公共数据包括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以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是建设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的三项决定因素。公共管理数据是公共性最强、可共享利用程度最高的数据。推进实施公共管理数据共享法律机制是建设整体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建设全国及地方统一政务数据平台。公共管理数据授权开放包括狭义的公共管理数据开放和公共管理数据授权运营，其重点在于促进市场主体对公共管理数据的多元化利用。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但其同时也具有民事权利客体的性质。公共服务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应当确认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共服务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同时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赋予公共服务数据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充分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     

丰台区“治理书记”在一线

<正>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为破解基层诉求集中、矛盾反复等实际问题，丰台区创新建立“治理书记”机制，撬动区级政策、资源、力量下沉，为基层治理聚智赋能，从机关事业单位择优26名党员干部，下沉到问题突出的社区（村）蹲点攻坚、集中破题，增强基层治理的“原动力”，推动工作重心向基层倾斜，协助社区（村）党组织书记建立起长效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