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

30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克服障碍、迈过沟坎向前发展,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两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需要由决策者去主观地加以判断和认定.     

还原历史，超越历史——参加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感想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首次由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历经3年的努力后，2010年1月31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共同研究第一阶段的相关论文。笔者作为参与者之一，对共同研究的缘起、基本情况以及中日学者间的共识与分歧作了介绍，并对其问双方正确定位共同研究、正确处理个人意见与反映主流看法的关系、正确设定共同研究任务表示了肯定。笔者希望学术研究可以逐渐使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段过去的历史，还原历史并超越历史，妥善处理两国间分歧，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     

硬道理的新诠释

发展是硬道理,在近年中国经历的重大事件中得到了生动的证明.发展为抗击汶川地震提供了坚实基础,发展为举办北京奥运会提供了物质支持.在最新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试图以快速发展克服危机,并在危机中实现科学发展.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当代社会的变化,一些左翼试图深入到劳动层次揭示社会的变迁.迈克尔·哈特等人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指那些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沟通、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存在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生产耐用产品中的非物质劳动.第二种是智能的分析性和象征性劳动.第三种是生产情感和控制情感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在劳动过程,劳动对象、劳动时间等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非物质劳动存在于信息业中,也体现在工业中,甚至在业中.非物质劳动对其他形式的劳动构成一种霸权,主导和影响其他形式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导致劳动组织的内在变化,为大众的政治斗争和未来社会前景提供了潜力.非物质劳动是劳动观念的一种新探索,对理解当代服务业等变迁具有意义.当然,哈特等的非物质劳动虽然标新立异,但在政治和理论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较大的距离.     

一次牵动人心的学法活动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30年履职过程中，意义深远的事例很多。2007年8月6日，新蔡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一项议题就是学习贯彻《监督法》。此次学法活动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被黄酒浸泡了千年的绍兴社戏

"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南宋诗人陆游曾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家乡社戏上演时的场面。近千年后的今天,绍兴社戏在农村上演时依然延续了这样的壮观。去绍兴坐乌篷船、喝黄酒、吃茴香豆、看社戏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最最令我心动的还是那里的社戏。最早知道社戏,是在鲁迅先生的《社戏》一文中,虽然时隔久远,但那一大群顽童穿梭于观众中的热闹场面,以及河道中停满     

美继续售台武器的两个“格格不入”

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指导中美关系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都是台湾问题,“一个中国”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即使两国关系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中国领导人再次明确重申了这一点。中国上述立场再清楚不过了。     

反恐与美国外交

20 0 1年 9月 1 1日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厦突遭恐怖袭击 ,令各国为之震惊。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身受重创的美国会作何反应 ?其政策及行为方式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局势进一步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又将产生何种深远影响 ?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问题 ,不由得我们要去思索和探求。 9月 2 5日 ,本刊便邀集在京知名国际问题学者、专家举行为时 1天的座谈会 ,围绕上述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和研讨 ,现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创刊廿周年的一份献礼呈现给大家。付印之际 ,正值美国向阿富汗塔利班正式开战 ,遂请与会相关代表进行了补充与较正。特此说明。     

论《共产党宣》的时代性简

《共产党宣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宣言》内容广博，它们既反映同一时代背景，又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时代性。《宣言》的基本原理立足于大时代，未来预测着眼于高时代，但策略措施针对于现时代。《宣言》复杂的时代性表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要具体而仔细地区分不同内容的时代性，更深入切实地推进时代化。     

贝尔的资本主义和谐观——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探究资本主义和谐问题的专著.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分别依照"效益"、"平等"、"自我表达"的原则运转,三者之间形成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贝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保留了它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它原来那种勤勉节制的宗教冲动力,这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由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造成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分裂,贝尔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提出了新宗教和公众家庭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