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民政工作亮点：回答改革创新主题

在回顾总结＂十一五＂民政事业的伟大成就中,我们跨入了谋划＂十二五＂发展蓝图的新里程。全国民政工作者都在关注和思考一个问题：新时期的民政工作怎么做？在2010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新一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创新!     

效果与悖论:中国刑事辩护作用机制实证研究——以S省D县为例

以S省D县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律师辩护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一定影响力,尤其鲜明体现在量刑辩护方面。进一步考察辩护效果的形成机制则发现,律师通过多种方式促生辩护效果,但不同方式的效果差异明显。律师会见、举证、质证等辩护方式的形式化与有限性,致使这些活动难以成为辩护作用的主要发挥方式。相反,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撰写、提出、表达律师辩护意见则为重要的实质性方式。这形成一种表面上的悖论:这种相对有限但却有效的辩护效果,并非以学理上、法理上所主张的应当中心化的辩护方式实现。实证研究揭示了悖论所掩盖的实质:中国式的辩护效果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达至的。中国刑事辩护的程序性活动方式和实体性结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中国刑事辩护未来的改革走向可能在于强化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的方式,而不能简单沿着对抗化的思路推进改革。     

刑法的特别立法技术

本文对我国立法形式的新发展 ,首次使用修正案的形式、首次使用专门立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充立法予以叫好 !认为这是立法技术的重大进步。本文还就目前的立法技术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     

民政部在北京举行保护流浪儿童宣传活动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民政部于6月1日上午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举行保护流浪儿童宣传活动,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窦玉沛、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和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李立国一行详细参观了宣传活动展板,听取了基层同志的工作介绍,慰问了参加宣传活动的志愿者,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向现场的少年儿童祝贺节日.     

从国家垄断到社会参与: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新图景

2011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包括立法的公开性进一步强化,立法过程与内容具有回应性,社会公众参与的主动性、批判性以及参与形式的多样化。这表明刑事诉讼立法开始从国家意志的单方展现演变成各方(包括公众在内)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博弈的社会工程,甚至昭示一种意蕴深远的立法新模式正在成长。此图景的形成与我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变迁紧密相连,其问的逻辑深藏于此。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的新型立法模式,它还存在诸如参与不平衡、沟通不畅、专业理性欠缺、公开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未来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这种新型立法模式的形成。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

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溢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重点公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并将其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做出的战略决策。     

日本的死刑执行公开制度——兼论死刑执行信息公开的限度

日本古代死刑执行经历了由公开到限制公开的过程,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对于死刑案件采取了更为保密的措施,当时日本的死刑制度处于机密状态。2010年8月28日,日本法务省首次向新闻媒体公开死刑执行的刑场,这一做法并没有公开死刑执行的过程,是死刑执行信息适度公开的一大创举。     

浅谈企业文化在企业兼并重组中的作用

在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企业员工因岗位和环境的变化,思想理念的碰撞在所难免。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约束、激励作用,统一员工思想,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才能顺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首先,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企业的兼并重组引发部分员工思想波动而产生失落感,如不及时疏导,重组工作可能受到抵制,导致延缓或无法进行。对此,除了对员工进行法律、政策和企业制度教     

当前手机购销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

一、当前手机购销中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性最近，在北京。重庆等地的手机购销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主要表现为有些代销商在消费者没有本人居民身份证的情况下，代销商为了扩大销售量，没有严格按照电信部门关于购机者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的规定，非法出售手机；购机者持假居民身份证或者他人居民身份证购买手机。具体来说，两类主体的违法行为分别表现如下：（一）购机者的违法行为有些外地来本地工作的人为了方便，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借用、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到代销点购买手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