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曾在苏区军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产生了良好作用及深远影响.     

一『碗』怒气

一早上班,在走廊碰到销售科的老吴正哼着小曲儿拾掇办公室的花草,老吴人送外号"难得一笑",今儿这般高兴,肯定是遇到啥大喜的事了,不然不会如此喜形于色. 好奇的我悄悄问他:"啥事这么开心啊?"老吴见四下无人,低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千万别外传——今天早上你嫂子打扫家里卫生,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论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与原理

通过以技术发展、作用对象和概念术语为视角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分别从“数据” “跨境”和“流动”三个维度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发现数据跨越国界并非跨境数据流动的必需环节,不发生地理位置变化的跨境访问也可实现数据被境外主体掌控的效果.因此,将跨境数据流动界定为一国非公开机器可读的数据,可被境外主体控制或处理的过...     

德国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措施

德国2003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措施,而且,德国在各个政策领域实施了普遍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合力使得德国的生育率近年来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德国的经验表明,以调整人口结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措施的着力目标,应在于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改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协调以及提供实现要孩子愿望的可能性,这些目标需要通过时间、金钱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来实现,与此同时,家庭政策措施需要各个政策领域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加以配合,以便形成政策合力。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竞赛资源转化促进卓越工程师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针对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脱节,分析了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将技能竞赛资源转化,增强了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为卓越工程师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并将竞赛资源融合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方法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卓越工程师的技能、提高了卓越工程师的综合素养,使培养的卓越工程师技能与企业的要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中欧光伏争端中的欧盟与德国——基于三层博弈理论的分析

本文聚焦中欧光伏争端,以衍生自双层博弈理论的三层博弈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此次贸易争端进行分析和梳理。本文主要尝试通过"赢集"这一核心概念,解释此次争端中德国和欧盟的立场及行动。本文认为,在此次光伏争端的案例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层面的谈判和互动,欧盟与其成员国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而争端最后的解决结果是这几个层面互动的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