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疾病的监控与国际法——兼谈应对“非典”问题

<正> 传染性疾病是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一类疾病。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增强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出现或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几乎都是跨国界的。去年底最早在中国广东省发现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的非典型肺炎,就是一个例证。由于传染病的跨国界性,在应对传染病对世界各国人民构成威胁的问题上,国际合作和国际法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此同时,来自传染病的挑战,也推动着国际法在应对传染病这一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     

国际反恐与先发制人军事行动

先发制人军事行动原則上应被禁止。但在极端情况下采取预先性自卫,已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其可能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会员国或联合国机构对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实践。预防性军事行动由于明显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且这种对自卫权的扩大解释没有被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故仍应予以严禁。求助于联合国安理会应对国际恐怖威胁仍是一种最为可取的做法,为此各会员国有必要在武力使用的具体标准和程序问题上尽可能达成共识。     

新型举国体制对防控新冠疫情的制度优势

我国在较短时间阶段性成功防控新冠疫情,源于新型举国体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域上的应用。新型举国体制是对我国传统举国体制的继承与创新,由国家意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治理体系及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构成,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加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等特征。新型举国体制在防控新冠疫情上的制度优势具体表现在快速正确的应急领导、专业应急队伍、市场经济提供的应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省际"互助、基层动员与社区治理、军地协同、国内外应急支援等方面。     

浅谈我国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隐私权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是隐私的权利化、法律化。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人格权之一,它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人口居住日趋城市化,人们独立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少,隐私权受到侵犯的现象越来越多。为隐私权立法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公民实现其基本权利的需要。本文就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和完善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认真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 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

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抓住关键问题,专门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工作,非常必要,十分及时,表达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加强党的建设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同认识和愿望。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既考虑了当前的现实需要,又考虑到党和国     

罗瑞卿、耿飚和蔡文治:相逢一笑泯恩仇

正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蔡文治,湖北黄冈人,1911年出生。他们虽是黄埔军校校友,但当罗瑞卿在武汉上黄埔军校第6期时,蔡还是武汉第二中学的一名高中生;而当蔡文治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适逢"九一八"事变愤而回国转入黄埔军校第9期就读时,罗瑞卿正在红军中转战赣南闽西。因此,他们此时毫不搭界。耿飚,湖南醴陵人,1909年出生,13岁就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1930年参加红     

林彪两次有关美军的"示形"建议

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示形”，即向敌人或潜在的对手显示一部分力量，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示形”有侵略性和自卫性的区别。侵略性的“示形”是耀武扬威、炫耀武力，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谓“示形”是自卫性的，是后发制人。“示形”有实有虚。无而示之有，明修栈道；有而示之无，暗度陈仓。     

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的联合与斗争

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礼送于学忠部离开山东．是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件大事。“阻李送于”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于学忠之所以愿意不等李仙洲部来到就主动撤出山东。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从山东八路军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角度切入。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各项工作中都努力把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重任，短暂的大学阶段是他们获得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时期。要进一步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使之“学会学习”，努力成为适应时代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中的武装部队问题

如何规范一国武装部队的行为是制定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的最大难题之一。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及执行公务中的活动，应否受该公约的管辖？各国在此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在国家恐怖主义的概念以及全面公约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问题上看法不一。为使全面公约尽早得以通过，可以明确规定国家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及执行公务中的活动以及民族解放部队的活动均免受全面公约的管辖。因为即使不适用全面公约来约束武装部队的行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等其他相关国际法规则也可对此种行为进行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