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河流污染的制度激励悖论分析

为了治理日益加剧的河流污染,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应出台了各种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起到显著效果,却形成了制度激励悖论。排污企业与地方政府在经历了新政策出台初的短暂扰动后,恢复原有均衡。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改变博弈各方的收益结构、可选策略集以及信息结构等,才有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优均衡。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行为选择

网络参与具有技术性与政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间接性与直接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等多向度、双重性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交织,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既可能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又可能使政府行政陷入困境。因此,担当公共责任、增强回应能力、引导有序参与,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     

中东剧变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

当前中东正经历的历史性剧变,不仅引发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大动荡,而且严重冲击地区政治、安全和地缘政治关系,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未来中东局势改革已势在必行;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增大,阿拉伯世界长期陷入内乱,伊朗、土耳其将谋求发挥更大地区影响力;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欧盟在外交、能源、安全、移民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际原油市场受冲击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期望

伴随当前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中欧关系未来发展走向一直是双方十分关切的重要课题。最近中欧之间一系列高层会晤和战略对话,不仅向外界显示了双方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期待。中欧双方近期各自表达的关于中欧关系发展走向的新愿景,既有更加积极性的、相似性的层面,同时也显示了双方仍难以消除的分歧性层面。近期,中国领导人提出以新思维推动中欧关系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代理:体系整合与概念梳理——以公开原则为中心

公开原则是大陆法系代理制度的基础,其体现为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克服意思表示理论上的障碍,使相对人知悉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我国法律中规定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但《合同法》第402条对隐名代理的规定,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未来其应当置于民法典总则当中。《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虽然也符合公开原则,但其以违约行为为前提,未来应当继续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则。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代理性质上均为直接代理,关于代理的规范性质上为归属规范而非效力规范。     

跨WTO体制的规则冲突及其解决路径

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包含贸易限制措施,这些贸易限制措施被用来追求各种非贸易目标或价值,比如环境、人权、劳工标准等,这种做法将增加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国际法中还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方法以确定贸易法与人权法、环境法或海洋法等的关系。不过,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跨体制的规则冲突仍可通过协调一致的解释而避免,这是因为WTO的规定中经常使用一般的、广泛的条款,为其解释留下了余地,使WTO裁决机构得以考虑到其他国际义务。在解释WTO的规定时,可采用国际法推定为不冲突的方法避免冲突;在明显可看出一个WTO协定的用语具有演变的意义、带有一些内在弹性时,还可以考虑使用演变解释的方法。     

植入式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

植入式广告作为一种新颖的营销方式,近年得以快速发展。植入式广告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广告,这使得植入式广告的隐蔽性和广告规制所要求的广告可识别性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不将植入式广告纳入到广告规制法律体系中,会对消费者权益、媒体以及现行广告规制体系等都构成极大的损害。但是,过于严厉的规制方式则会扼杀植入式广告的价值。因此,对于植入式广告的规制需要针对其隐蔽性特点而在规制方式上有所变化:一方面,根据植入式广告可能的危害程度进行区分,以类型化的方式予以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广告披露的方式、程度进行相应的规定,健全广告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抑制植入式广告的负面效果。     

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

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立案程序在司法行政管理体系上独立于审判程序而在功能上与审判程序混为一体,在当下大调解模式下更与诉外解纷程序之间混沌不清。本文以区分司法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为基础,强调立案程序在区分咨询性质的起诉与起诉意向明确的起诉时不同态度,同时确立了我国诉讼要件审查标准,即须有争议存在,且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和法律性,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将非典型案件逐步转化为具有可诉性的案件提供可资参考的抽象标准。     

“进步”抑或“倒退”: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新实践及启示——以Twombly案和Iqbal案为中心

起诉标准是原告进入法院的钥匙,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门槛。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知起诉标准深入人心,原告起诉不需主张具体事实。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Twombly案中首次提出合理起诉标准,要求原告起诉应提出具体事实,实现对诉讼主张的论证从可能性到合理性的转变;2009年,Iqbal案将其适用于所有民事案件。合理起诉标准在美国的出现,虽具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性和制度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当事人难以接近司法和规避联邦法院管辖等困境,应通过设定合理的标准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复杂民事案件中。该标准对我国民事起诉条件的科学设定以及原告起诉事实的具体化等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