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理性回归

住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公共性。但由于政府经济人理性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住房政策偏重于经济效率目标等因素,我国的住房政策缺失公共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使住房政策理性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内涵——公共性。     

无就业增长背景下重庆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无就业增长是目前经济学界面临的又一大困惑,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对就业的破坏性影响更将持续较长时间。重庆作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和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迫切需要破解无就业增长难题。本文客观分析了重庆所面临的无就业增长问题,并探索促进重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思路。     

公共产品含义新探

迄今为止公共产品的界定还处在聚讼不已的状况中。公共产品首先是公共需求决定的产品,而这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后才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一般认为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都不是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因为一些私人产品的消费也具有这些属性;公共产品没有纯与准之分。公共产品只能从需求的角度来界定,它不等于政府供给的产品、免费产品、公益产品、外部正收益产品。公共产品是消费产权无法界定的产品,这使得分割收费不可能,因而导致市场失灵。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中国公共预算研究评估:2005-2010

本文对2005-2010年中国公共预算论文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近六年来哪些人在做公共预算研究,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如何,以及政治学与行政学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研究发现,近六年来我国公共预算特别是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下的论文在数量上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总体的研究质量还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专注于该领域研究的人员也较少。在研究质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没有遵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大量的研究都是概念式、策论式和介绍性的,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没有进行充分的文献评估甚至没有注明参考文献,缺乏理论假设与检验。     

社会创新过程及其面临的局限

识别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创新过程面临的陷阱和局限所在。结合社区发展规划的案例以及社会需求和问题表现特征的分析发现,在需求和问题分析过程中,问题标准的不恰当性、问题主体参与不足、忽视需求和问题原因表现出的二重性、参与主体的缺失等会导致社会需求识别出现偏差,同时这些偏差将进一步影响社会创新的低效,以及易使社会创新方案局限在项目的操作层次。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社会保障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涉及不同保障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变化大、衔接性差,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真空地带且保障水平差距大,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受到限制。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北京城市化进程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完善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提升城乡结合部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维护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明确不同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边界。     

央地关系视角的土地财政:一个制度层面的梳理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金融、国企等经济分权改革是本世纪初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根源,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一致则是土地财政快速扩张的关键。嵌入此背景中的土地财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构成的土地市场复合型利益链条的重要环节。在后"四万亿"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出现偏离。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支持逐渐耗散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这一"独木"将难以支撑土地财政的发展。     

我国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解决林权纠纷是新时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我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林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包括民间性、行政性和司法性纠纷解决机制。但这些机制在观念认知、制度安排和方式方法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多元化、法治化和专业化建设。